中國文人不管身處何種境遇都具有濃重的家國情懷，中國詞史上著名的布衣詞人姜夔也不例外。他在游走旅食過程中不斷地尋求生存空間，在傳統(tǒng)仕隱之外開辟出文人的第三種生存方式——職業(yè)詞人。這并不是姜夔發(fā)于內(nèi)心的自愿選擇，是他欲求用世而不得的無奈之舉。

一

姜夔嘗以晉宋人物自許，而時人亦以晉宋人物目之。以他的才華與氣度，他確有魏晉雅士之風(fēng)。然而時移世易，身為士族的魏晉雅士，不治生產(chǎn)亦可以優(yōu)游林下，而姜夔所處的時代及其自身家世都完全不具備那樣的條件。同時，姜夔又深受儒家淑世精神影響，難以做到忘世出世。姜夔生逢故國淪喪、宋金對峙的時代，雖難以參與國家大事，但對于朝廷偏安一隅的現(xiàn)狀，加之四處漂泊的人生經(jīng)歷和下層生活的辛酸苦楚，使他對時事有著更為切身的感觸。因此，姜夔的詞作中并不乏一個儒家知識分子的淑世情懷。正像有的學(xué)者所言：“作為宋代杰出的文藝全才，盡管他也顯示出晉宋雅士那‘飄逸不群’的風(fēng)度和‘狷潔清冷’的氣質(zhì)，但在本質(zhì)情性上，在思維方式上，卻是他長期浸淫著的儒家思想占據(jù)著主導(dǎo)地位。”（趙曉嵐《也談“晉宋人物”、“文化人格”及姜夔——與孫維城先生商榷》）在姜夔的八十七首詞作中，表現(xiàn)關(guān)心國家命運和政治愛憎的詞有十幾首，我們謂之為淑世詞。

二

在詞學(xué)發(fā)展史上，張炎提出“清空”之后，姜夔則在豪放與婉約之外，又開清雅典正一路。姜夔接受了傳統(tǒng)詩教對詞體的約制，匡正了詞體冶艷之風(fēng)，在“綺羅香澤”之外鑄就雅正冷艷的詞體特征。因為在儒家倫理觀念中，詞雖為艷科小道，但也要秉持中道，要發(fā)乎情止乎禮，不能淪入艷情濫情一流。儒家的入世情懷和正統(tǒng)詩教觀念對姜夔的詞體創(chuàng)作都有極深影響，“白石的不同于晉宋之雅士，正在于他的看似超然卻有情……但更主要的是他從未有過心境的平靜，也沒有徹悟后的解脫，而是一往情深，全是人間的悲涼與人間的親切，他的身世氣質(zhì)決定了他抒發(fā)的是一種悲涼怨抑而又力求超然達(dá)觀的孤獨感”（張惠民《宋代詞學(xué)審美理想》）。正因為他的才學(xué)和淑世情懷，他才選擇了尚雅一路，這使其在依人而食的生活中獲得恩主的賞識，也使其在寄人籬下的生活中稍稍保持清高的人格。姜夔的淑世詞，或感時，或傷事。若以題材論，在國家危亡喪亂之際，亢聲高呼、筆力雄健的詞人不乏其數(shù)，然粗獷太過者有之。姜夔的淑世詞則與眾不同，呈現(xiàn)出一種清雅冷艷之美。

姜夔終生布衣清客，生活常處于漂泊困頓之中，因此其淑世詞中并沒有一味地高調(diào)，而是往往能夠從下層平民百姓視角對喪亂與愛國作出獨特的反應(yīng)。比如姜夔詞集中第一首詞《揚州慢》的小序中，詞人感懷今昔，表達(dá)了黍離之悲。詞的上片從“薺麥青青”到“波心蕩，冷月無聲”，再到“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這一切充分體現(xiàn)詞人的造境特色：朦朧美和冷艷美。詞人極力渲染眼前之景，意在表達(dá)物是人非的感傷情緒。昔日二十四橋的繁華風(fēng)流，現(xiàn)如今唯有橋下流水依舊蕩漾，甚至于連月也冷冷地、無聲地倒映在清波中，這場景是何等凄清與悲涼，這正是南宋國運衰微的寫照！詞人面對這一切沒有慷慨激昂，而是淡筆一抹，用一個“窺”字去揭示出了金人的可鄙可憎、不仁不義。詞的下片則用對比手法將杜牧有關(guān)揚州的詩（《贈別二首》《遣懷》《題揚州禪智寺》《寄揚州韓綽判官》）引入詞中，用昔日杜牧筆下的揚州之美，反襯今日揚州的頹廢與荒涼，詞人的悲情不言自明。在時空轉(zhuǎn)換中，使人唏噓不已。詞中的“豆蔻”“青樓”等詞，雖是女性化的艷情詞匯，然而放置于詞中，“不至于影響或削弱這首詞‘黍離之悲’的嚴(yán)肅意義”（夏承燾校，吳無聞注釋，《姜白石詞校注》），而且還令人尤為感慨。

在《揚州慢》中，姜夔以清雅疏朗的詞境走出了婉約詞的纖弱軟媚，以飄逸瀟灑的氣韻避免了豪放詞的喧囂浮躁，足見其淑世詞的清雅典正之美。

姜夔后期的淑世詞主要集中在他與辛棄疾的唱和當(dāng)中。劉熙載曾言：“稼軒之體，白石嘗效之矣，集中如《永遇樂》、《漢宮春》諸闕，均次稼軒韻，其吐屬氣味，皆若秘響相通。”（劉熙載《藝概·詞曲概》）的確，如《漢宮春》（云曰歸于）、《漢宮春》（一顧傾吳）、《永遇樂》（云鬲迷樓）以及《洞仙歌》（花中慣識）皆是次韻或贈辛之詞。姜夔的次韻之作，深受稼軒影響，愛國情懷蘊于其中。比如他的《漢宮春·次韻稼軒蓬萊閣》一詞就充分體現(xiàn)了這一點。

宋寧宗嘉泰三年（1203年）六月，辛棄疾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赴任后曾與姜夔等人同登蓬萊閣，辛棄疾作《漢宮春·會稽蓬萊閣懷古》，姜夔則作此詞和之。

辛棄疾的原詞是借吳越之爭，論人世滄桑，抒胸中感慨。詞中既有對南宋朝廷的不滿，也有對無力改變現(xiàn)實的無助，進(jìn)而萌生歸隱之念。而姜夔此詞突破了辛詞的構(gòu)架，回歸詞體的女性題材，從西施“一顧傾吳”切入，突出美人計致使吳國傾覆一事，感慨吳越之爭猶如棋局對弈一般。詞人借助美人計一事戲謔歷史，千年歷史也不過是一場游戲，須臾頃刻之間而已。姜夔以天涯倦客自稱，夜中泛舟為的是清閑自在，遠(yuǎn)離紛爭。然而“水鳥相呼”喚醒詞人：逝者已逝，活者有責(zé)，有責(zé)就不能平靜，詞至此，詞人之淑世情懷已依稀可見。詞的下片轉(zhuǎn)入借古跡述事抒懷。那“倚闌一笑”凝結(jié)著詞人胸中無限的凄清況味，那“笑”是郁積心底的苦笑。結(jié)句的“更坐待，千巖月落，城頭眇眇啼鳥”則點明了苦笑的原因。姜夔期盼辛棄疾能夠再度領(lǐng)軍北伐，為大宋王朝沖破黑暗，迎來黎明，恢復(fù)往昔城頭的百鳥爭鳴。姜夔以自己一介布衣尚有“水鳥相呼”，力勸辛棄疾作為大將軍，一定不要歸隱，要繼續(xù)為國爭戰(zhàn)，表現(xiàn)出詞人作為儒家知識分子的憂國情懷。

從全詞看，詞人表現(xiàn)得異常平靜，即便是寫到美人計的主角西施，也沒有過多關(guān)注其傾國傾城的美艷，更沒有大聲疾呼表達(dá)愛國之志，而是有理智，有節(jié)制，呈高雅典正的不凡之態(tài)。

姜夔做詞時時恪守詞本體特征，即使是感時傷世的愛國情懷，往往也借助對歌妓的描寫表現(xiàn)出來。比如《翠樓吟》（月冷龍沙）：

淳熙丙午冬，武昌安遠(yuǎn)樓成，與劉去非諸友落之，度曲見志。予去武昌十年，故人有泊舟鸚鵡洲者，聞小姬歌此詞，問之頗能道其事，還吳為予言之。興懷昔游，且傷今之離索也。

月冷龍沙，塵清虎落，今年漢酺初賜。新翻胡部曲，聽氈幕、元戎歌吹。層樓高峙。看檻曲縈紅，檐牙飛翠。人姝麗。粉香吹下，夜寒風(fēng)細(xì)。

此地。宜有詞仙，擁素云黃鶴，與君游戲。玉梯凝望久，嘆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銷英氣。西山外。晚來還卷，一簾秋霽。

這首詞的小序中即言明小姬歌詞，詞中又有“人姝麗。粉香吹下”等抒艷情、做艷語之句，然而姜夔的高妙之處在于，這些艷情、艷語并未將此詞拉入艷俗一路，詞人將“傷今之離索”的淑世情懷與“天涯情味”的高雅情志融為一體，詞人胸中的傷今感懷之淑世精神寓于其中，使此詞讀來含蓄蘊藉，耐人尋味。

在淑世詞中，姜夔雖是寫歌兒舞女的艷情，卻運用的是含蓄清空之筆，表現(xiàn)出詞人的尚雅傾向。雖然尚雅，但詞人卻能恪守詞本體的艷科題材。姜夔能將感懷傷時與艷情融為一體，比如《鷓鴣天》（京洛風(fēng)流絕代人），從詞前小序可知，詞人在苕溪偶遇一流落他鄉(xiāng)的歌女，感于她的絕代容貌和不幸身世，頓生天涯淪落之同感，遂作此詞，是一首典型的喪亂感懷之作。詞人以仁厚之心顧惜女子的亂離遭際，運用對比襯托的手法，用佳人之美襯托流落之悲，造成愈美愈悲的藝術(shù)效果。這首詞遵循詞本體的特點，側(cè)重描寫歌女之容貌體態(tài)，尤其是下片，可謂“在‘艷’字上做足功夫”（陳書良《姜白石詞箋注》），極寫歌女之艷美。然而細(xì)品這艷美之辭，我們的感受不是絲絲溫暖，是冷的，冷到了可憐之至。這種冷艷，使這首詞不落艷詞俗套而別出新致。詞人對女子著墨不多，直筆寫來，但卻情韻全出，這正是姜夔詞雅正冷艷之美的展現(xiàn)。

三

姜夔的淑世詞，尤其是喪亂感懷、愛國懷土之作，從早年所作《揚州慢》開始，到晚年與辛棄疾的酬唱之作，可以說是貫穿詞人一生，詞人的一生悲苦也寓于詞中。姜夔性高潔，是以詞清雅典正；姜夔不阿諛，是以詞冷艷。清雅冷艷，正是姜夔詞的獨特之處，也是姜夔人生信念之外現(xiàn)。“由于終身草萊的布衣身世，以及堅持清空、騷雅的創(chuàng)作追求，使得白石不可能寫出辛棄疾、張孝祥、陳亮那樣慷慨激昂、大聲鏜鞳的愛國詞篇，而是以一個下層文人的角度，采取了一種含蓄、理性的方式來表達(dá)自己的憂時傷亂之情懷，從而使南宋愛國詞作風(fēng)格各異，多姿多彩。”（陳書良《姜白石詞箋注·前言》）

姜夔以職業(yè)文人的身份開創(chuàng)了中國古代文人新的人生方式和創(chuàng)作機(jī)制。自姜夔之后，大寫聲色的艷情詞，逐漸受到排斥。姜夔開創(chuàng)的雅正、冷艷的寫作方式受到推崇，這對香艷被當(dāng)作詞“別是一家”的特征來說，是一種糾偏，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詞史的發(fā)展軌跡。姜夔的淑世詞所呈現(xiàn)的文化人格，正是中國文人永不褪色的家國情懷，是中華文脈得以綿延不斷的文化積淀。

（作者：孫艷紅，系吉林師范大學(xué)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