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人民文學》雜志開設非虛構寫作專欄，開啟《“人民大地·行動者”非虛構寫作計劃》，計劃的第四條明確“行動者”非虛構寫作計劃的征集對象，包括作家、學者、記者，也包括對特定題材和特定領域需要深入體驗、具有一定寫作能力的普通寫作者。普通寫作者的范圍十分寬泛，凡有意愿和能力進行書寫和表達的創(chuàng)作者都應該包括在內。

普通人的寫作最近被媒體稱作“素人寫作”，實際上這個命名包含著先天的矛盾，作家在成名之前都曾經是素人，而所謂素人作家，一旦獲得較多關注和進入文學生產評價機制內，也很難繼續(xù)延用素人的身份，所以當下對素人寫作一詞的使用，只能看作是方便使用和便于稱呼的權宜之計。

素人寫作的命名之中，當然包含著期待與設想，對一種未被成規(guī)沾染，充滿活力與陌生感的寫作期待，類似于禮失求諸野的思維方式。《漢語大詞典》中“素人”一詞，釋義為平常的人，引有三條示例。章炳麟《〈社會通詮〉商兌》：“古者，宗法行于大夫、元士，不行于齊民；今者，宗法行于村落素人，不行于都人士。”魯迅《書信集·〈致李樺〉》：“卻究竟無根本智識，不過一個素人，在信中發(fā)表個人意見不要緊。”朱自清《說夢》：“我是徹頭徹尾贊美夢的，因為我是素人，而且永遠是素人。”“素”基本取平凡、寒素、民間、大眾、平常的意思。

據(jù)《日語知識》雜志中《素人與玄人》一文考證，“素人”一詞與藝術相聯(lián)系，較早在日本古代的藝妓界使用，與玄人組對使用。江戶時代開始，“白”與“黑”專門用來指稱評價演員演藝水平的高低，優(yōu)秀的演員被稱為“黑吉”，水準較低或者一般的演員被稱為“白吉”，黑與白就具有了高低、內外行的意思，白即素，黑即玄，以黑直接稱呼人不雅，故白人即為素人，黑人即為玄人。進入現(xiàn)代社會之后，人們仍然沿用這一對詞在歷史發(fā)展中形成的基本意思，作為內行與外行、專業(yè)與業(yè)余之間的區(qū)分。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大陸美術界借用過臺灣“素人畫”的概念來討論業(yè)界新動向。一些非專業(yè)的從事美術工作、沒有藝術院校學習經歷、沒有接受過系統(tǒng)專業(yè)訓練的“素人畫家”，因為較少受到條條框框的限制，反而另有一番新意，創(chuàng)作出別具一格的美術作品。

臺灣作家蔣曉云2014年出版小說集《百年好合》，副標題為“民國素人志”， 民國素人指跟她父母一樣的人，隨著新中國成立流落到臺灣和世界各地的一代人，這群人是經濟社會中的“士大夫”或“中產階級”，不是上流社會，也不是底層民眾，他們“或有文憑，或有技能，即使在難中，基本的飽暖問題還是可以得到解決，就有余力繼續(xù)‘生活’”。蔣曉云小說中的“素人”，是相對于上層社會和名流階層而言的，指普通老百姓和中層的社會大眾。

近年來，“素人”一詞在海峽兩岸的選秀節(jié)目、綜藝節(jié)目、藝術創(chuàng)作、各類小視頻中頻繁被使用，眾多“素人”借助傳播媒介走出未名狀態(tài)，成為被社會關注的名人。綜合以上對“素人”的使用，可以看到其主要意涵有兩個：一是相對于專業(yè)人士而言，未進入專業(yè)體制和專業(yè)訓練的人；二是普通百姓和社會大眾。

素人寫作包含有非專業(yè)和普通人寫作的意涵。首先他們不專門從事寫作，有各自的職業(yè)，不像作家、學者、記者、編輯等與寫作關系緊密，并基本以其為主業(yè)來謀生。悖論的是，寫作的技術與其他專業(yè)技術略有不同，它不像計算機、化工、建筑、醫(yī)學、數(shù)學等擁有較高門檻和特別的訓練，而是一種依靠閱讀、天賦和生活經驗，可以自我訓練的表達技術。

所以，素人身份并不意味著他們無法寫出具有專業(yè)水平的作品，比如素人作家范雨素和陳年喜，通過各類訪談和創(chuàng)作談，我們可以看到兩位作者都熱愛閱讀和寫作，并經由閱讀和自我訓練形成不亞于一些成名作家的表達能力。其次，在中國當代文學語境中使用“素人”作家，還有一層意思，特指未進入當代文學的生產和運轉體制的寫作者，也未進入成熟的文學市場機制。素人作家的早期寫作即使進入現(xiàn)有的文學生產、傳播和評價機制，相對于在市場上獲得較大收益的寫作者，他們同樣未進入“專業(yè)”通道，他們是未獲得寫作平臺資源和市場化寫作技術的普通人。

在素人寫作的概念傳播和使用過程中，實際上包含了社會對寫作者身份的特別關注和聚焦。各大媒體在對范雨素和陳年喜的報道中，都格外強調范雨素北京育嬰嫂和陳年喜煤礦工人的身份，對于新近走紅寫出《我在北京送快遞》的胡安焉，出版《趕時間的人》的王計兵，媒體無一例外都特別突出其快遞員的身份標簽。這種區(qū)別對待和強化身份，固然引起過作者和部分讀者的不適，但不得不承認其中包含著媒體流量的密碼，素人寫作及其寫作價值也在這個過程中獲得社會的有效關注。

出圈的素人寫作，大部分都有媒體和出版機構的合理推動，個體寫作價值與社會價值融合，觸發(fā)公眾情緒，從而成為被大眾關注并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個案。他們是幸運的少數(shù)人，素人寫作更應該指向人民的汪洋大海，近十年來中國出現(xiàn)了眾多刊發(fā)素人作品的非虛構寫作平臺，如“谷雨故事”“人間the Livings”“正午故事”“中國三明治”“ONE實驗室”“真實故事計劃”“澎湃鏡相”等。它們刊發(fā)了大量素人寫作者書寫的自我和他人的故事。普通讀者轉變成為寫作者，供稿者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和各行各業(yè)，例如警務人員、教師、醫(yī)生、工程師、公司職員、農民工、保安、礦工、保姆、卡車司機、大學生等，作為真實事件的親歷者或見證者、獨特生活方式的踐行者，他們用筆記錄下真切的個人生活和見聞，讓讀者通過他們的身邊事和個人視角的匯聚，看到世間萬象和平民的史詩，展示了非虛構寫作廣闊的社會空間和人民性。

被看見的素人寫作固然重要，這一部分未被媒體熱議和傳播，但已經形成自己的寫作和傳播生態(tài)的素人寫作可能更加重要，它們真正發(fā)揮著平民寫作的作用。對于素人寫作者來講，他們完成記錄和表達的需求，在傳播媒介中，與其他無名者溝通交流，構筑著普通人精神生活的共同體。從文學對時代記錄和反映的角度來看，素人寫作攜帶著更多的時代信息和扎實鮮活的社會經驗。

網易新聞“人間”欄目，在開創(chuàng)之初的構想和理念中，即放棄了記者自采型的模式，他們信奉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生活的記錄者，他們偏愛生活中一切鮮活的素材。精彩故事的講述，對具體人、對生活場景、對社會生態(tài)、對某些有意味瞬間的描摹，可以來自名流，來自職業(yè)寫作者，也完全可以來自販夫走卒、升斗小民。

2023年出版的張小滿《我的母親做保潔》，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遞》，為讀者帶來城市巨輪運轉下保潔員和快遞員群體被遮蔽的日常，雖然眾多虛構作品中已經出現(xiàn)過這類人物形象，并表達了作家們的關注，但從自身出發(fā)的敘事帶來的經驗、感受和細節(jié)仍然是不可替代的，這是我們社會最真實和詳細的平民生活記錄。

除了這些具有社會議題性的非虛構作品外，還有另一種生活寫作的非虛構寫作，側重個人日常和生活的呈現(xiàn)。比如周慧《認識我的人們慢慢忘了我》，書寫自己辭職搬到深圳東部山區(qū)后的生活，作品寫與當?shù)鼐用瘛⑧従觽兊慕煌瑢懞Ｑ蟆夂蚝椭参铮嗟氖菍ψ晕业膶訉由蠲瑁粋€中年女人如何在社會價值的擠壓中找到自洽的生活方式度過每一天，坦誠地面對孤獨、焦慮、幽默、接納與成長。

“人間”推出的一篇講述平凡人故事的文章《村里的流浪漢，和他人不齒的愛情》在網上引起熱議，上線當日便獲得過萬的跟帖量，并且被各大媒體轉載。該文以平實、質樸的文字還原了老宋與妻子相依相伴的真實故事，“陪老伴兒、看雞鴨、數(shù)禾苗，也算快樂”的生活細節(jié)讓網友們不禁感嘆“平實的文字，真實的生活，兩位老人的愛情讓人羨慕”。

從實踐效果來看，素人的寫作往往能夠形成對時代精英寫作的反撥和校正，一方面素人寫作會釋放出多個或數(shù)不盡的“小主語”，這些主語們從沉默者成為能言者，從四面八方發(fā)出聲音，并通過新媒體的方式與更廣大意義上的讀者創(chuàng)造相遇的機會。另一方面，他們以經驗、細節(jié)和更傳統(tǒng)本真的表達，與專業(yè)和主流寫作形成時代語境下的新對照，并帶來關于什么是有效的文學表達和究竟何為文學的反思。魯迅在《革命時代的文學》中談到大革命前和革命中的文學，“在現(xiàn)在，有人以平民——工人農民——為材料，做小說做詩，我們也稱之為平民文學，其實這不是平民文學，因為平民還沒有開口……現(xiàn)在的文學家都是讀書人，如果工人農民不解放，工人農民的思想，仍然是讀書人的思想，必待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對于革命之后的文學，他推想平民的文學是未來中國文學的情形，平民的文學是革命的后果，素人寫作部分實現(xiàn)了魯迅平民文學的設想。

今日媒體、文學界和社會大眾對素人寫作的喜愛、傳播和期待，包含了以下諸種訴求和信息的疊加：對精英敘事的反撥和不滿，對啟蒙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傳統(tǒng)的當代回應，對傳奇性他人故事的好奇，對新的藝術氣息和有效表達美學的期待。對于素人寫作的高度關注、評價和期待，有時候是一種具體語境下的言說策略和理論預設，正如非虛構寫作在2010年被各界推重與倡導一樣，期待非虛構寫作能夠為當時的中國文學提供一種新的動力，以行動介入生活，以寫作見證時代，走向時代復雜、豐富的生活內部。非虛構寫作強調寫作的公共性、實踐性、人民性、文學性，在短時間內釋放出了強大的文學能量，為文學界帶來一股新鮮風氣，而非虛構寫作作為一種文學思潮的持續(xù)性和具體非虛構作家寫作的可持續(xù)性，在“驚艷”開場之后，仍需接受讀者、專業(yè)和時間的檢驗，就像陳年喜所說，把他們放在這個時代所有作家當中，“用同等的尺度，去看看他到底寫了什么，他的文本能不能成立”。

每一個成為權威或者專業(yè)人士的寫作者都經歷過素人階段，素人、新人作者經過經驗積累、技術磨煉和持續(xù)的創(chuàng)作，有的成長為成熟的寫作者，有的則成為文學史上的失蹤者，或者僅僅成為“一本書”“一部作品”的作者。備受關注具有流量加持的素人寫作者能否更進一步，比如進一步提升寫作技術，在生活素材上保持對讀者的吸引力和新鮮感，持續(xù)得到平臺關注和推送，轉型為職業(yè)作家還是短暫地做寫作的票友，是作家個人接下來必然要面對的問題。在這些關卡上，每一步看似的前進恰恰可能是陷入窠臼，這是借助素人寫作標簽的寫作者必須面對的悖論式困境，立足對當下文學反思的非虛構寫作，反而又回撤到原有文學的機制中。而對大多數(shù)素人寫作來說，并不在這個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圈套中，他們持續(xù)記錄、表達與影響，匯聚成一種特別的時代文體。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