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在哪里？西是相對而言。

過去，山西民歌有《走西口》，此處“西口”，從狹義的層面，是指山西省朔州市右玉縣境內的殺虎口。

殺虎口，殺胡口的變音，古時也稱參合口。“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是北朝民歌對陰山下敕勒部落所生活的草原面貌的記錄。明朝中后期，長城以南的山西、河北、陜西等地生民陸續(xù)到長城以北的草原牧場尋找生計，泛稱“走西口”。從人類學角度，走西口是中國歷史上歷時較長、規(guī)模較大的民間的人口自主流動。晚清至民國山東等地農民，出山海關，到關外謀生，被稱為“闖關東”，也與此類似。故土難離，背井離鄉(xiāng)，流徙之旅充滿迫不得已、不確定性和艱難困苦，這或許能解釋為什么近年來我們能夠看到的諸如《走西口》《闖關東》之類遷徙題材影視作品選擇悲劇或悲正交加表現(xiàn)手法。這多少還是站在農耕民族角度省己察人，以期共情共鳴。對于游牧民族來說，遷徙和流動可能就沒有那么悲壯悲觀了。

以蒙古族為例。蒙古族大概是遷徙最頻繁的民族之一。今天，蒙古族大規(guī)模居住地是內外蒙古，但在新疆瑪納斯，在西藏靠近尼泊爾的邊境，在云南怒江邊，甚至在匈牙利等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我都聽到關于蒙古族較大規(guī)模居住的信息。這里面原因，大多與蒙古族驍勇善戰(zhàn)、長期出征戍邊有關。這是戰(zhàn)爭等非常態(tài)原因導致的人口流動。千百年來，在半干旱地區(qū)，一個草場的牧草吃完了，牧民和他們的畜群就要尋找另一個有水有草的地方。留在草原上的牧民們，“逐水草而居”，像候鳥一樣，也是一年四季都在搬家。

轉場、流動、居無定所，用語言賦形，這些詞紛紛被發(fā)明出來。

“一般天山牧場是這樣的，夏牧場在高山上，春秋牧場在半山腰附近，冬牧場在海拔較低、地勢平坦的地方，每當季節(jié)變換，哈薩克牧民就要搬到不同季節(jié)的牧場，有‘夏天羊趕雪，冬天雪趕羊’的說法，所以，哈薩克牧民是世界上搬家最勤的民族。”這段話，是新疆作家李娟在散文集《冬牧場》里對自己跟隨哈薩克牧民轉場生活經歷的記錄。文章用攝像機般誠實的文字，把西北邊疆一種幾乎已被淡忘的古老的生活方式，重新推到公眾眼前。

人口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重要資源。沒有人或人口質量不高的地方，是注定沒有發(fā)展前途的。這個規(guī)律早被歷朝歷代參透，特別是在生產力低下的時期和地區(qū)。無論是自由遷徙的游牧民族，還是長期固定在土地上耕作繁衍的農耕民族，從人口密度大的地方疏散到人口密度低的地方，從崎嶇的山區(qū)搬到舒展的平原，從內地遷到邊疆，從戰(zhàn)火紛飛的家園逃到幽僻安靜的深山老林，各種形式的人口流動，最初都是“趨利避害”，最終形成人類活動的一種常態(tài)。“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流動中，人類社會通過通婚、結盟不斷出現(xiàn)新的族群，形成新的社會組織結構，產生新的生活方式。比如進入21世紀，隨著大規(guī)模城鎮(zhèn)化建設、戶籍制松綁，中國由鄉(xiāng)村進城市，從國內到國外，打工潮、求學潮，等等，蜂擁而起，人口遷徙頻率之高、規(guī)模之大，確乎前所未有。大中城市急速膨脹，傳統(tǒng)鄉(xiāng)村成為候鳥型家園，這種人口的單向流動，到了近幾年，隨著鄉(xiāng)鎮(zhèn)生態(tài)改良、后發(fā)展優(yōu)勢顯示，又有新變，一些城市人口開始向鄉(xiāng)村返流。城鄉(xiāng)界限模糊，這一變化信息被敏感的作家捕捉到了，比如作家喬葉最近出版的長篇小說《寶水》對此就有所記錄。近年來的這些流動，多是自主流動。人口自主流動的日常化，表明人類可以自由選擇，社會開放程度提高。

人口的自由流動，有時候是不被允許的，甚至令人厭棄。

有意思的是，漢語中的“流”，屬于中性字源。面對客觀事物的時候，有美好積極的一面，比如流利、流行、流暢。也有不美好的一面，這一面往往是用來描繪某類人，比如流氓、流民。

秦王嬴政掃合六國、建立統(tǒng)一的中央政權之后出臺的“禁民二業(yè)”國策，明確禁止老百姓更改自己的職業(yè)。這就意味著，農民就是農民，牧民就是牧民，做生意的就是做生意的，一輩子都不能換工作。這個政策也是對人口自由流動的極大限制。《管子·四時》里曾有“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之類記錄。什么是流民？離開家園，四處流亡者。宋代晁補之有詩題為《流民》，“生涯不復舊桑田，瓦釜荊籃止道邊。日暮榆園拾青莢，可憐無數(shù)沈郎錢。”這首詩抓住了跟流民相關的一些特征性強、附加信息明確的元素如瓦釜、道邊、荊籃、青莢，生動細致地描述了流民流離失所的慘狀。“流氓”，原義就是指無業(yè)游民，后來延伸為從事不正當職業(yè)者。漢語里還有個詞叫“二流子”，基本上與“流氓”是同一家族。漢文化對“流民”“游民”的態(tài)度，讓我想起日本鐮倉幕府時代出現(xiàn)的一個特殊人群—浪人。過去在日本電影和書籍里看到這類形象，總是感到疑惑。這群到處流浪居無定所的窮困武士，一方面橫沖直撞，仿佛很有勢力，另一方面行為接近流氓無賴，不登大雅之堂，社會地位很低。在軍國主義占上風的近代日本，同樣是武士，為什么失去主子、失去俸祿的流浪武士與有藩屬身份的武士差別那么大？不僅地位低，形象也不受歡迎。日本浪人后來成為日本侵華戰(zhàn)爭的先遣軍，在中國大地上干盡壞事，不是偶然。生存沒有保障的浪人，基本上屬于“有奶便是娘”。

人口有自主流動，就有被動流動，而且占比不小。被動流動，多半因為戰(zhàn)亂或政權組織的移民調控。人口管理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策略，在這方面，秦朝統(tǒng)治者率先垂范。

為了維護邊疆穩(wěn)定，秦統(tǒng)一六國以后的十余年內，先后八次組織大規(guī)模移民。秦當時的移民，有兩大重點，一是把秦統(tǒng)一之前的各諸侯國分散在各地的富豪強族統(tǒng)統(tǒng)遷到關中，也即置于皇帝眼皮底下，以方便管理；二是把平民和罪臣，或移民，或發(fā)配，遷到邊疆地帶，以安固邊防。老百姓不能自主擇業(yè)、自由流動，但朝廷讓你往哪兒搬，你就立馬得搬，否則就是抗命造反。僅從這個角度，與秦之后的漢唐相比，秦被史書稱為“暴政”，一點兒不冤枉。因此，秦代統(tǒng)治者盡管用心用力，最終也只維持了十五年，是短命執(zhí)政。真正實現(xiàn)長治久安夢想的，是取秦而立的劉漢王朝。

一些歷史學家本著歷史理性，撰文“為秦說話”。秦代統(tǒng)治者為了鞏固統(tǒng)一政權，在政治制度建設方面確實有開天辟地之功，比如實行郡縣制、統(tǒng)一度量衡，等等。這些制度奠定了大一統(tǒng)王朝的統(tǒng)治基礎，被歷朝歷代沿用，所謂“百代都行秦政法”。比如自秦推行的大規(guī)模人口移民政策，秦以后不斷被“抄作業(yè)”，效果都很突出。秦漢時期，數(shù)萬人遷往東部朝鮮半島，也是較長時間能夠保持對該地區(qū)的影響力和控制力的重要原因。國家移民的主要流向，還是漫長的邊界線附近。一般有兩種方式，一是軍屯，二是民屯。從西漢初年設置“使者校尉”到后來建立“西域都護府”，設官，駐軍，推行政令，行使國家主權，經歷了大約半個世紀的歷史過程。西域都護府是唐代安西都護府的前身，統(tǒng)轄龜茲、疏勒、于闐、碎葉“安西四鎮(zhèn)”，安西都護府后來又升格為大都護府。設立安西都護府前后，經過充分軍事準備，唐朝軍隊一舉平定西突厥，將疆土范圍擴大到如今的阿爾泰山以西，乃至咸海、蔥嶺東西各部。這也是中國疆土曾經到達的最西邊界。

這樣看來，當初如果沒有秦及其后歷朝歷代中央政府大規(guī)模有組織的邊疆移民，今天，中國西部邊疆地區(qū)人口總量會更少，構成會更加單調。考辨今天的西部文化，從源頭看，很多源流可以梳理。我就對今天分布在河西走廊上的漢民的來歷特別感興趣，河即黃河。

言歸正傳，就以殺虎口為“西口”，沿著地圖，往西，曾經做過十三朝都城的長安—今天的西安，是第一個繁華都市。

漢高祖五年，劉邦建立西漢政權，在秦都阿房宮北側建新都，取名“長安”，蘊含“長治久安”之冀望。其間，除了“長安”，此地還有“西京”“安西路”“奉元路”之類名號。易名“西安”，是明太祖以后的事了。明洪武二年，太祖朱元璋改“奉元路”一名為“西安”，取“安定西北”之意。所謂名正言順，漢字取名學問大，問卜問卦乃是常事，百姓小民難免，江山社稷更是如此。普通人取名，寄托了家族和長輩的美好祝愿。一個國家、一個地區(qū)或一個城市取名，寄托了政權組織的理想愿望。北宋以后，政權中心大多設立在東部地區(qū)，如開封、杭州、南京、北京。舊都長安改名西安，顧名思義，寄托了朝廷對西部地區(qū)和順安平之愿。隔著蘭州，與西安遙遙相望的西寧，是宋崇寧三年，由“鄯州”改為“西寧州”，也是取“西陲安寧”之意，與“西安”是類似表達。

秦以后的漢為了鞏固政權，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經濟上“修養(yǎng)生息”、政治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等等。其中，外交和國防上的最大舉動是派使臣出使西域，開辟絲綢之路，溝通和加強中原與西域各國聯(lián)系。在中國歷史上，漢代往往被表述為第一個黃金時期。漢時的這個東方古國也是世界強國，社會開放，國力強盛，疆土面積廣闊，世界影響力大。東西漢共存續(xù)四百零五年，執(zhí)政壽命排在老四，僅少于夏商周三代。自漢代以后，華夏民族逐漸被稱為漢族。

身著中國的錦衣繡服，擁有中國出產的瓷器，成為當時歐洲貴族的時尚。絲綢和瓷器，是中國向西方輸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商品。

今天，我們普遍習慣沿用的“絲綢之路”這一概念，最初是由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國》中，針對“從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道路”進行的命名。國際社會也很快接受了這一形象生動的提法。這條從長安出發(fā)的絲綢之路，全名叫“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wǎng)”，2014年6月22日由中、哈、吉聯(lián)合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東漢時，絲綢之路的起點向東延至東漢都城洛陽。隨著認識的變化，絲綢之路的內涵外延還在不斷擴充。西路、北路、南路，陸上、海上，林林總總，絲綢之路實際上是一張輻射廣闊、縱橫交錯的國際貿易路網(wǎng)。

走絲綢之路，正根兒還是要從過去的長安今天的西安出發(fā)。出西安，往西，到蘭州。這條路，我實在太熟悉了。

20世紀80年代后期，在蘭州上學，來來回回，走了整整十次。187次，當時叫直快，是綠皮車，從南京浦口站出發(fā)到蘭州總共要走三十六個小時。車到西安，行程過半，下車的人多，上車的人也多，經常會碰見由此轉乘的同學朋友。從西安到蘭州，火車是在黃土高原上向著西北方向走，要鉆無數(shù)山洞，走近十五六個小時。其間每次路過天水，我都會想起中學地理教科書印制的全國年降水圖。在西部各地年降水量幾乎不足三百毫米之際，天水硬是把年降水量八百毫米這條線從東南沿海孤零零地拉到西北高坡上，坐實了“塞上江南”美譽。有水的地方，人類活動頻繁。天水作為中華民族和華夏文明的重要發(fā)祥地，除了考古發(fā)掘成果的支持之外，從人類發(fā)生學角度，邏輯也講得過去。天水，據(jù)說是唐太宗李世民和詩人李白的故鄉(xiāng)。我對天水最大的向往是麥積山石窟。

車過天水，還要走七八個小時，才能到達黃河穿城、群山環(huán)繞的蘭州。

西漢元狩二年，驃騎將軍霍去病領兵出征隴西，大破匈奴兵。負責受降匈奴兵的大行令李息在黃河邊筑城，以拱衛(wèi)長安。據(jù)《史記·大宛列傳》記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蘭州當時叫金城，取“固若金湯”之意，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的確有戰(zhàn)略優(yōu)勢。

在中國的地圖上，地理位置的中心，當然不是北京，也不是西安，是蘭州。黃河從蘭州城的北面穿過，河上有座鐵橋，叫中山橋。這座始建于1908年的黃河鐵橋在中國建筑史上地位獨特，由美國橋梁公司設計、德國泰來洋行承建、中國工匠施工的合作模式建造，是整個西北地區(qū)第一座引進外國技術建造的橋梁。中國叫中山的地方名很多，中山路、中山碼頭，等等，其地名來歷不詳，但想來大多與紀念孫中山先生有關。孫中山先生與蘭州的關系也有傳說。在《與章太炎的談話》中，孫中山談論建國建都時說，“統(tǒng)一十八省之后，可都南京；統(tǒng)一滿、蒙、回、藏之后，可都蘭州；但要扶持亞洲各弱小民族獨立，則非都新疆伊犁不可。”當時蘭州有城墻，周邊防御工事做得好，加上崇山峻嶺的天然優(yōu)勢，河西走廊、陜西高原可作屏護，是典型的易守難攻之地。蘭州成為內地與西北塞外的咽喉。在胸懷丘壑的戰(zhàn)略家心中，無論向蒙古草原出兵，還是進攻寧夏、新疆、西藏，蘭州都便利。

從中山機場出來，沿途滿目蒼黃，難見人煙。要走幾十公里，才到蘭州。坐火車進蘭州則要好得多，除了要鉆十幾分鐘的山洞之外。我第一次到蘭州，是1987年9月初，碰到油罐車在山洞爆炸事件，187次列車為此停擺了好幾天。學校派人在距離蘭州城還有兩個小時車程的夏官營接新生。我們坐著大巴車，慢慢地駛進蘭州。

金城蘭州是絲綢之路的要沖，西控河湟—大致是今天的青海一帶，北扼朔方—即今天的寧夏地區(qū)。河西走廊是條線，這條線的起點也可以定在蘭州。出了蘭州，沿著黃河，再往西，就是河西走廊。古老的絲綢之路上，河西走廊才是最重要的路途。西漢政府在河西走廊上，“列四郡，據(jù)兩關”。“兩關”，指敦煌以西的陽關和玉門關。“四郡”是武威郡、張掖郡、酒泉郡、敦煌郡。武威、張掖、酒泉，別稱涼州、甘州、肅州。河西四郡是中華歷史文化地圖上四顆光亮持久的明珠。

整個甘肅其實都是一條由西南向東北傾斜的狹長走廊，東西總長一千六百五十九千米，河西走廊獨占一大半。河西走廊北倚祁連山，枕黃河而臥，是早期中華大地上諸多民族生存繁衍的沃土。這條走廊是一條青春的走廊。玄奘最早由此去西天取經時的年齡才二十六歲，開辟絲綢之路的張騫第一次去西域剛剛二十四歲，王昌齡到邊塞也才二十七歲。常書鴻、樊錦詩，許許多多的人，是在青春年少百樣紅的年華，懷抱壯志，來到這塊土地，一待就是四十年、五十年，甚至一輩子。

流傳至今的邊塞詩，哪一首不是高才壯采，驚風雨、泣鬼神，令人不忍釋卷？

“北風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漢家旌旗滿陰山，不遣胡兒匹馬還。愿得此生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很長時間以來，每每讀邊塞詩，都會被其中天高地闊的視界和壯懷激烈的英雄氣激蕩，所謂蕩氣回腸，不過如此。在王昌齡、高適、岑參等邊塞詩人的筆下，陽關和玉門關都是常客。

最近在看中華書局出版的《敦煌山水畫史》。這本書的作者叫趙聲良，自幼修習書畫，大學中文系畢業(yè)分到敦煌研究院工作，四十年浸染其間，對于敦煌山水畫研究造詣獨到。書中收錄圖片珍貴講究，文字也雅致，讀來甚是有趣。比如在第二章《敦煌唐代前期的山水畫》里，以第三百二十三窟為例，講敦煌壁畫唐前期山、水、人物比例關系趨向合理，畫面寫實性大大增強，“遠山若隱若現(xiàn)，水中泛出天光，山水相映成趣。同樣的意境，在南壁的故事畫中也可看到，南壁上部遠景中有幾處畫出了小舟，表現(xiàn)了煙雨迷蒙的江湖景色”。此處的“江湖”指吳淞江。唐前期是中國繪畫史上青綠山水的興盛期。“此窟同樣是在四壁及中心柱四面下部畫出藥叉的形象，藥叉的腳下，自然就是連續(xù)的山巒。但此窟的山巒有了變化；山頭與山頭之間可以看出有綠水出現(xiàn)。”藝術是生活的鏡像，在敦煌壁畫中，即便敘述經變故事，山水也是空間結構的必要元素，這一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映，早在北魏時期開鑿的第二百五十四窟約見端倪。

敦煌這兩年比從前更火了，以敦煌為直接或間接由頭的出版物增多，影視、舞蹈、戲劇甚至新興的短視頻里，也仿佛隨時都能看見它的形象或元素。敦煌旅游一直很火，是國際國內眾多游客的必選項。身邊不止一位朋友說此生定要去敦煌看莫高窟，甚至將此作為浩大的退休計劃，仿佛敦煌比遙遠的希臘還要遙遠，需要漫長悠閑的時光才能抵達。

劉瓊，藝術學博士，中國作協(xié)小說委員會委員，《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現(xiàn)居北京。曾獲《文學報·新批評》 優(yōu)秀評論獎、《雨花》文學獎、《當代作家評論》優(yōu)秀評論獎、中國報人散文獎等。著有《聶耳：匆匆卻永恒》《通往查濟的路上》等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