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伴隨著中俄兩國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的日益深化，中國文學以及中國當代文學越來越受到俄羅斯的關注。而畢飛宇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代表作家，其作品因以細膩亦深刻的筆觸描寫平實而豐富的中國社會與人生百態(tài)而被俄羅斯所重視。解讀畢飛宇在當下俄羅斯的傳播與接受現(xiàn)狀不僅是對畢飛宇作品自身解讀研究視野的開拓，更是為發(fā)掘以畢飛宇為代表的中國當代文學與俄羅斯文學、世界文學溝通對話的可能。

關鍵詞：畢飛宇 中國當代文學 俄羅斯 傳播與接受

“《玉米》的另一個可能的名字也許應該是《三姐妹》，這個和《玉米》一樣樸素的名字讓我想起契訶夫，想起他對俄羅斯大地上那三個女人的深情守望。”①誕生于20世紀初俄羅斯大地的奧爾加、瑪莎與伊琳娜，誕生于20世紀末中國鄉(xiāng)土的玉米、玉秀、玉秧，她們無非都是在用命運書寫著生的困頓與掙扎，這也正是契訶夫與畢飛宇兩位作家共同關注的關于人的終生命題，而這同樣是屬于文學的終生命題。在21世紀的文學田野中不斷開拓新境的中國作家畢飛宇，跨越時間與國界，冥冥中便與19世紀俄羅斯小說家契訶夫達成了文學共鳴。這或許早已為畢飛宇作品走入俄羅斯視野牽上了命中注定的紅線。

相較于莫言、余華等中國當代作家，畢飛宇雖進入俄羅斯視野較晚，但傳播較快、受眾很多。俄羅斯于2020年出版畢飛宇長篇小說《玉米》（俄譯本名為《姐妹》），這是既《推拿》后畢飛宇在俄出版的第二部長篇，也是2020年俄羅斯唯一出版的中國當代作家的長篇小說。在新冠疫情肆虐之下，中國當代作品俄譯本問世，足以說明中俄兩國文學交流在艱難中仍向好邁進的趨勢，同時也將研究畢飛宇在俄傳播與接受推向了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與接受研究的前沿。

一、畢飛宇作品在俄傳播現(xiàn)狀

據(jù)俄羅斯著名漢學家А.А.Родионов于2019年發(fā)表的《2009—2018年中國文學俄譯與在俄出版研究》一文顯示，新世紀以來，俄羅斯共計出版畢飛宇作品九部，總計發(fā)行量為6500冊，其中包括一部長篇小說、五篇中篇小說和三篇短篇小說。在中國當代作家出版作品數(shù)量的綜合排名中，畢飛宇位列第六，僅次于曹文軒、莫言、劉震云、余華和劉慈欣。2011年俄羅斯出版的《二十一世紀中國文集》收錄了畢飛宇短篇小說《彩虹》；2014年Азбука出版社出版發(fā)行中篇小說集《青衣》（該小說集為俄羅斯出版社自選集，收錄了《家里亂了》《青衣》《哥倆好》《林紅的假期》《睜著眼睛睡覺》）；2016年Гиперион出版社出版《推拿》（譯者Н. Н. Власова），同年短篇小說《相愛的日子》收錄進《伊琳娜的禮貌：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集》；2017年其短篇小說《大雨如注》收錄進《啟明燈》文集；2020年Гиперион出版社出版《姐妹》（《玉米》、《玉秀》、《玉秧》）（譯者И. Егоров）。

在俄羅斯著名漢學家А.А.Родионов 看來，畢飛宇無疑是如今中國當代文學的代表性作家，盡管其作品在俄羅斯的譯介量較小，但其實這更多屬于一種大環(huán)境下個體無力發(fā)聲的無奈。如今中國當代文學在俄傳播整體發(fā)展仍面臨諸多困難，因此中國當代文學作家勢必無法僅憑個人力量便開拓新境。“中國當代文學的知名作家大有人在，而其中占據(jù)第一梯隊的許多作家——畢飛宇、閻連科、趙本夫、格非——仍未有較多的俄譯本作品。”②盡管А.А.Родионов充分認可了上述作家，但對于占據(jù)中國第一梯隊的作家代表，俄羅斯顯然基于自身的文學鑒賞與審美準則等復雜因素，選擇了他們所認可的中國當代作家，繼而將其作品進行譯介推廣，而這種“認可”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些作家揭示了怎樣的中國，并非從純文學性的角度選擇具有“文學”本體特征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家作品進行譯介。③這也充分呈現(xiàn)了如今中國當代文學在俄傳播陷入窘境的部分原因。

中俄兩國雖歷史淵源悠久，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兩國對彼此的了解，尤其是在當代領域，依然很不夠，依然需要下大功夫深入。相較于普希金、托爾斯泰、俄國十月革命、列寧等讓中國人耳熟能詳?shù)亩砹_斯關鍵詞，俄羅斯大眾對當代中國的認識或許還僅僅停留在蒼白空洞的“正在崛起的大國形象”。因此，更多的俄羅斯人希冀通過中國文學作品推開了解中國的大門，而這也是中國當代文學為何日益受到俄羅斯重視的重要原因。但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俄羅斯目前并未徹底消除將中國文學視作政治傳聲筒的意識形態(tài)功利性看法，正如王堯對傷痕文學在一段時間以來被西方學者視作“西方認識中國社會的素材”這一現(xiàn)象的解讀，認為西方“可能還不是作為文學來接受它”④。因此如何破除此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成見，是中國當代文學在信息暢達的互聯(lián)互通時代需要亟待思考的現(xiàn)實問題。但也正是時代巨變提供了網(wǎng)絡等高速便捷的交流與溝通渠道，以時代新興產(chǎn)物為依托，打造中國當代文學新面貌是時代的訴求，同樣也是機遇與契機。

俄羅斯詞條搜索網(wǎng)站ru.wikipedia.org對畢飛宇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稱其作品因“復雜的女性心理描寫”而聞名，同時有關畢飛宇的諸多細節(jié)都被含納在內(nèi)，包括其多次獲得中國當代文學的各類獎項及2010年獲得英仕曼亞洲文學獎以及1996年參與創(chuàng)作了張藝謀的電影劇本創(chuàng)作《上海往事》。顯然該詞條將張藝謀的電影誤寫為“上海往事”（應為《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根據(jù)《上海往事》改編），但據(jù)此也可以看出俄羅斯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關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電影文化的支撐與助推，而這也已經(jīng)是中國當代文學能夠逐步走出國門，擴大自身影響力不言自明的“秘密”。莫言的《紅高粱》、余華的《活著》都因被搬上大銀幕，并獲得世界級電影殊榮而引起了俄羅斯更為廣泛的關注，讀者也因此能夠以更加直接和快速的方式了解中國當代文學，繼而能夠對中國當代文學產(chǎn)生熟悉感，破除隔膜與疏離感。在《青衣》俄譯本的網(wǎng)站介紹中，同樣提及其《上海往事》被張藝謀拍成電影這一極具影響力的文化現(xiàn)象，由此可見中國當代文學欲突破與俄羅斯文學溝通交往的陌生之感，不僅要依靠文學作品自身的文字力量，更要借助更為靈活變通的新媒介，提高作家作品的“存在感”，只有在“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夠繼續(xù)思考進一步“交流”的可能，這也是中國當代文學在時下語境中亟需突破的海外傳播難題。

值得關注的是，該詞條中對“畢飛宇”名字中的“飛宇”作出了“翱翔宇宙”的細節(jié)解釋。⑤俄羅斯對中國作家名字含義的特殊關注早已不是新聞，莫言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聲名鵲起，俄羅斯媒體報道莫言時，幾乎都要首先強調(diào)“莫言”意味著“沉默”之意。漢語語言因其含蓄蘊藉，寓意深刻的特點被海外讀者所喜愛，而俄羅斯媒體對中國作家名字與筆名的深入解讀與重視也借此搭建起中俄文學共鳴橋梁的基石。

除該百科詞條外，俄羅斯馬雅可夫斯基中心公共圖書館的官方網(wǎng)站同樣專列“畢飛宇”一欄。與前一詞條不同，該詞條盡管同樣強調(diào)畢飛宇心理描寫的細膩與深刻，但并未加注“女性”前綴。同時該詞條突出了畢飛宇文學創(chuàng)作風格以微妙的隱喻、深刻摹寫的感知性、對細節(jié)的把握為特點，強調(diào)了畢飛宇創(chuàng)作內(nèi)容盡管多取材自當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圖景，但其往往將主人公置于尖銳的生活沖突與戲劇性場景之中，人物也因此做出了不同尋常的道德倫理抉擇。⑥

可見畢飛宇作品正因中俄兩國關系向好發(fā)展的客觀現(xiàn)實以及網(wǎng)絡、電影、傳媒等新技術、新媒介的助推而在俄羅斯呈現(xiàn)出潛力巨大的傳播面貌，但同時也要看到，畢飛宇作品能夠獲得俄羅斯文化出版界的持續(xù)關注與認可，歸根結底仍是因為畢飛宇作品所蘊含的超越民族與國界的人類普適性共識情感，文學作品終究還需憑借“情”的力量打動世界。

二、俄羅斯學者對畢飛宇作品的研究

在俄羅斯學術網(wǎng)站Cyberleninka搜索“畢飛宇”，共有四篇提及畢飛宇的論文文章，其中三篇僅僅是將畢飛宇作品視為論述文化語言現(xiàn)象的背景資料。С.И.Владимировна《非母語讀者眼中的文學作品的特殊文化因襲：從比較分析的視角出發(fā)》言及畢飛宇的《虹》及諸多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通過詮釋民族文化表達了如愛情、幸福、家庭、人際關系等傳統(tǒng)藝術主題⑦；А.А.Родионов《后蘇聯(lián)時代中國新時期散文俄譯研究》僅點明了畢飛宇作為中國當代文學代表作家其作品仍然未得到廣泛俄譯⑧；О.П.Родионова《劉震云〈一句頂一萬句〉中的“孤獨”解讀》將同劉震云與同年獲得茅盾文學獎的畢飛宇作為文化背景略有言及。⑨上述俄羅斯學者僅僅是注意到了畢飛宇作為中國當代文學作家群體一員的穿針引線作用，盡管數(shù)量、篇幅都稱不上豐富，但不可謂對是畢飛宇作品也是對中國當代文學俄羅斯研究的積極嘗試與探索。

А.А.Родионов《2009—2018年中國文學俄譯與在俄出版研究》一文將畢飛宇作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在俄譯介與傳播現(xiàn)狀的重要觀照對象，強調(diào)了畢飛宇作為中國當代文學重要作家，其作品在俄傳播現(xiàn)狀具有重要意義，但并未對畢飛宇創(chuàng)作內(nèi)容與藝術表征進行具體而微的相關評述。⑩

盡管畢飛宇研究目前在俄羅斯并未形成氣候，但“擅長通過樸素、細膩的筆觸來敘述日常生活與世態(tài)人情，透視人性的疼痛與復雜”11的畢飛宇與注重再現(xiàn)現(xiàn)實生活的俄羅斯文學傳統(tǒng)天然形成了潛在對話關系。

自19世紀伊始，被別林斯基稱為“使俄國詩歌獲得了韻律”的巴丘什科夫便有意識地在自己的詩歌中歌頌人類日常生活的美好，揭示人們在經(jīng)歷與體驗現(xiàn)實生活后內(nèi)心深處的獨特世界。至俄羅斯現(xiàn)實主義勢頭明晰的20年代，普希金、果戈里、萊蒙托夫等人益發(fā)注重在作品中突出被社會環(huán)境所塑造的個體特點，人物個體也被視為特定歷史時期的反映與表現(xiàn)。12顯然，畢飛宇的作品能夠引起俄羅斯的關注并獲得共鳴，很大程度上便基于其創(chuàng)作從生活深處出發(fā)，并回歸生活細部的態(tài)度，其作品人物同樣成為特定歷史時期的精神縮影與時代記錄者。《玉米》雖通篇未強調(diào)“文革”這樣一個敏感而破碎的時代背景，但最終失去驕傲成為“晚期老婆”的玉米恰恰成為被時代浩劫裹挾，又被迫成為殘酷時代象征的犧牲品。《推拿》中的王大夫、《青衣》里的筱燕秋都是這般富有時代氣息且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因而畢飛宇作品能逐漸被俄羅斯青睞便也在情理之中。

網(wǎng)站NJBLJT.RU分別于2018年5月26日與2021年1月2日刊載了Сергей сиротин所作的《推拿》《姐妹》評論文章。文章主旨基于向俄羅斯民眾推薦畢飛宇作品的主要目的，認為畢飛宇在《玉米》中“并未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審判任何人”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恰恰使“玉米被視為他（畢飛宇）的妻子或者女兒”13，因此“玉米”愈發(fā)帶有個人化的色彩，不僅僅是畢飛宇創(chuàng)作的個人化，同樣也展現(xiàn)出“玉米”本身作為“玉米”的個人化情緒。而這也與學者孟繁華對“玉米”的同情不謀而合：“《玉米》是小說人物玉米情感‘疼痛的歷史’。”14同時其強調(diào)玉米本身蘊含的悲劇性更加富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這同樣也與Сергей сиротин所強調(diào)的畢飛宇對于筆下人物富于極強的同理心相照應。“所謂的浪漫都是艱辛”，正是畢飛宇在看透生活的苦難后仍用浪漫精神記錄庸常生活細節(jié)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讓中外讀者對其創(chuàng)作的人物形象印象深刻。

難能可貴的是，Сергей сиротин并不止步于對畢飛宇深入生活肌理的贊美，同時對畢飛宇人物情感處理的方式提出了懷疑：“盲人的一切情感都被尖銳化了，畢飛宇可能正在尋找一種全新的自然哲學的表達方式去描述盲人的處世態(tài)度，但在此過程中理智精神卻消失了。畢飛宇隨心寫作，他的情感是豐沛的，但卻理性不足，而這也造成了多余的情感空白。”同時文中亦尖銳地指出，“主要在于，他們從未有人真正正視自己的工作，即使是沙復明和張宗琪，作為盲人推拿店的老板也并沒有想過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這一方面折磨著他們的良心，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們其實無心去改變些什么”15。

相較于國內(nèi)大多對《推拿》的褒獎之態(tài)，Сергей сиротин的域外視角指出了畢飛宇創(chuàng)作理性不足的問題，不節(jié)制的情感宣泄令其在表現(xiàn)盲人群體的生活困境與復雜心境時脫離了更為現(xiàn)實的生存命題。但文章整體充分肯定畢飛宇深刻體察生活細節(jié)的細膩筆法，認為小說最終實現(xiàn)了讓社會更加關注盲人群體并改善他們生活的主旨意義。基于最后一點，筆者認為，俄羅斯學者對待《推拿》所投注的盲人群像——這一世界特殊角落，是否更加偏向于強調(diào)文學的實用意義，“我所有的寫作目標，就是讓事情變小”。畢飛宇說，“如果一個小說家最后發(fā)現(xiàn)了人類命運，這是他的災難，這是一個嚇唬人的、虛榮的、可恥的作家。一個好作家，要讓讀者發(fā)現(xiàn)人的生命、內(nèi)心”。顯然，畢飛宇創(chuàng)作《推拿》的最本真的初心似乎只是在于其渴望盡可能全力地暴露人，這一極具豐富性的生命個體，而盲人也許僅僅是作為人的一個子群，他們首先是人，其次才被迫接受了“看不見”這一生理特點。因此Сергей сиротин對于《推拿》的批評最終落腳于盲人群體的社會意義，似乎這并不符合畢飛宇作為心理描寫大師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而這也僅僅是觸及了《推拿》的表層內(nèi)涵，并未觸及內(nèi)部肌理。

“一個作家應該保持冷靜的心態(tài)，透過過剩的媒體制造的信息垃圾，透過浮躁的社會泡沫，去體驗觀察浸透了人類情感的樸實生活。只有樸實的、平凡人民的平凡生活才是生活的主流。”16畢飛宇擅長以冷靜平實的筆觸記錄平凡生活中的平凡人物，正如英仕曼亞洲文學獎的評委主席大衛(wèi)?帕克所言“畢飛宇這本書英文名是《三姐妹》，我覺得他在書中對人性認識的嚴肅程度讓我聯(lián)想到一位嚴肅的俄羅斯作家——同樣創(chuàng)作了戲劇《三姐妹》的契訶夫。”契訶夫作為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家之一，其描寫小人物的深刻性與復雜性讓世界走進了俄羅斯，而中國當代作家畢飛宇筆下的“小人物”亦讓世界開始走進中國。也許正是此種對平凡個體的情感傾注引發(fā)了俄羅斯對畢飛宇的持續(xù)關注，使得畢飛宇在俄接受呈現(xiàn)出厚積薄發(fā)之勢。

上世紀的俄羅斯學者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曾在其1983年出版的力作《亞洲的當代地位：中國的進步》中這樣寫道：“應當了解中國文學，才能看到中國人多么深入地研究了人類的許多普遍問題。”俄羅斯作為世界三大漢學研究中心之一，從蘇聯(lián)時代起便密切關注中國文學中表露的人類共識性問題，而在畢飛宇作品中人道主義自始至終都占據(jù)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無論是對底層人民的關懷，還是對特殊年代豐富而復雜人性的揣摩，無不流露出畢飛宇對人類普遍性問題的深入思考。如今俄羅斯學者對畢飛宇創(chuàng)作的解讀更多基于歷史與人文的雙重積淀，同時也從域外視角出發(fā)豐富了畢飛宇作品的意蘊與內(nèi)涵。

三、俄羅斯民眾對畢飛宇作品的讀者接受

日本現(xiàn)代學者升曙夢曾言：“在國家的特征下，在國民性上，在思想的特質上，這兩個國家是非常類似的。在這個意義上，即是說中國乃是東方的俄國，俄國乃是西方的中國，似乎也絕非過甚之詞。”17中俄兩國人民同為多民族的世界大國，也正是由于國土面積的廣度和民族歷史的厚度使得

中俄兩國人民對多元、多樣的文學與文化極為包容，跨越國界線的文學互通一直都是中俄作家與學者積極探索的方向。而真正無國界的文學恰恰在于能夠使異國讀者拋開“這是一本異國作品”的心態(tài)，還原自我作為人與原始生命的共情本能。畢飛宇在俄傳播最為廣泛的作品《推拿》盡管只是聚焦萬頃中國之下一方小小的盲人推拿室，但因其將特殊群體的原欲與情感融入到日常的瑣碎生活與人生一瞬，而令這群特殊的人變得普通，同時他們的故事也因這種普通而格外動人。

正如前文所言，目前俄羅斯讀者對中國文學作品的關注一定程度便是出于了解中國的目的，懷著好奇與解密的心態(tài)，因而于俄羅斯讀者而言，畢飛宇作品中所展示的“中國角落”成為了他們印證內(nèi)心“中國印象”的解讀者。“當看到他們盡管生活苦難，但仍然努力工作，努力生活，這不得不令人贊嘆中國人的勤勞。”18有俄羅斯讀者表示，《推拿》中的王大夫是其最喜歡的角色。面對被縱愛的弟弟，無力改變的殘酷現(xiàn)實和既疏離卻又親密的父母，生活的重擔讓王大夫流盡了胸前的血，而弟弟一句“你們?yōu)槭裁床蛔屛蚁梗课乙莻€瞎子，我就能自食其力了！”的怒吼，卻讓王大夫再無對家的眷戀與希望，也更認清了自己終將獨自承擔一切的宿命。不少讀者著意突出了此段情節(jié)，并表示作品令自己仿佛真正走進了主人公們的生活，禁不住思考他們何去何從，又該如何面對無法預測的未知。

而也有讀者已經(jīng)跳脫出了畢飛宇作品作為中國形象輸出者的固化視角，真正與畢飛宇作品內(nèi)蘊的“真”與“美”，“愛”與“善”達成了高度共鳴。讀者“Panda007”對《推拿》所刻畫的盲人群像予以高度評價，認為畢飛宇“理解盲人的感受與夢想其實與健全人并無太大差別這一已經(jīng)被遺忘的事實”，因此其所展現(xiàn)的盲人群體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更加的謙虛亦卻更加自信。這一理解顯然豐富了畢飛宇筆下的盲人群體表達，殘疾人的內(nèi)心世界以更加接近人類共性情感的方式得以展現(xiàn)。同時該讀者在其閱讀期待中坦言：“我正是期待看到用平實的語言所展現(xiàn)的普通人的生活。”19畢飛宇的創(chuàng)作無論是語言還是內(nèi)容素來以“在沉默中的爆發(fā)”般的力量給讀者以深刻印象，而這種不乏鋒芒卻亦沉穩(wěn)的寫作筆法同樣引發(fā)了俄羅斯讀者對現(xiàn)實生活與人性關懷的思考。

從俄羅斯讀者對畢飛宇作品的眾多評價與解讀中可以發(fā)現(xiàn)，俄羅斯讀者面對畢飛宇筆下的人與情，并未刻意強調(diào)其潛在的“中國屬性”，而更多的是從人本關懷的角度出發(fā)，發(fā)現(xiàn)文學超越性的一面，而此時的中國文學作品于他們而言可能也早已不再是帶有國家符號的“中國文學作品”，而是令他們動容并進而引發(fā)對社會、世界、人類命運思考的“普通”文學。正如莫言所言，小說在強調(diào)自身民族性的同時還應具有共性與普遍性，“描寫了中國人的生活，展示了中國人生活中的特殊性，但你的小說必須揭示了人的普遍情感，才能讓中國之外的讀者接受并受感動”20。俄羅斯讀者對畢飛宇作品的認可也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中國當代文學具有表現(xiàn)超越民族與歷史的共識性情感的能力。А.А.Родионов 坦言，“中國文學的俄譯與出版有著悠久的歷史與傳統(tǒng)，而這其中伴隨著諸多歷史、文化、文學因素的影響，表現(xiàn)最為突出的是中俄兩國文學傳統(tǒng)的深層差異，依附于政治的文學關系以及俄羅斯讀者對中國文學陳舊的意識觀念。這些因素使得中國文學被俄羅斯讀者普遍接受面臨極大挑戰(zhàn)……”21盡管在А.А.Родионов看來，俄羅斯讀者依然由于文化背景與認識偏差的影響而對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當代文學有頗多成見與誤解，但從上述讀者對畢飛宇作品的解讀中不難看出，如今已經(jīng)有部分俄羅斯讀者打破了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刻板印象，嘗試著從“純文學”的角度擁抱和欣賞中國文學作品。此種現(xiàn)象不僅印證了畢飛宇作品所具有的跨越民族與文化的感召力量，也證明了中國當代文學被俄羅斯讀者所接受并不是空中樓閣，可能只是需要更多的助力，也可能只是需要悠長的時間與沉著的等待。

對于海外讀者的作品反饋與評價，畢飛宇本人的態(tài)度正如其作品一樣——心思細膩，但潛流在其之下的更是一種豁達。外文譯本的誤讀和因文化差異而不被理解，進而無法擴大自身文學影響力的傳播難題，于畢飛宇而言，這恰是一種“扯平”，“挺好的一件事”；“他們能讀懂故事，這是一定的，但是，漢語的精妙他們可能體會不到。可是話也要反過來說，也許外文的譯本也能體現(xiàn)外語的精妙，我同樣體會不到”22。俄羅斯讀者在外文譯本作為“中間人”的參與下閱讀中國文學，更多的是選擇讀懂故事，而絕非抱有更多的理性期待，綜合俄羅斯讀者對畢飛宇作品的閱讀感受和畢飛宇的解讀，中國當代文學欲實現(xiàn)海外文學語境中的長遠發(fā)展，應堅持“以不變應萬變”，傳達中國聲音，寫好中國故事，其次便是借助優(yōu)秀出版社和海外經(jīng)紀人的力量，提高譯本質量。同時中俄兩國也應基于目前發(fā)展大勢積極開辟文學交流新局面，作家與讀者的直接溝通或許能夠成為改變兩國文學交往尷尬處境的破冰行動。而這不僅是中國當代文學打通海外文學傳播壁壘面臨的難題，亦是世界文學長遠以來所要面對的任重而道遠的終生話題。

結 語

當下，俄羅斯學者對畢飛宇作品盡管給予較多積極評價；但另一方面，結合前文所述，更多呈現(xiàn)出探索性的姿態(tài)，且尚未形成獨立而系統(tǒng)性的研究體系，同時也存在著因溝通阻隔造成的理解偏差。而相較于俄羅斯學者，俄羅斯讀者從非專業(yè)性的角度出發(fā)，對畢飛宇作品的解讀更偏于感性，也由于對作品的閱讀目的更加單純，因此其解讀尤其放大了畢飛宇作品最大的亮點——于平實中撥動心弦，于庸常中引發(fā)思考。可見畢飛宇當下在俄傳播與解讀雖未形成熱潮，但無論從學者關注還是讀者解讀出發(fā)，畢飛宇作品已經(jīng)有了成為文學熱點的潛能。

俄羅斯學者、讀者與媒體對畢飛宇作品多層次、多視角的關注與解讀一定程度也揭示了中國當代文學在俄發(fā)展積極向好的現(xiàn)狀，但其中暴露的諸多問題也意味著中國當代文學擴大在俄影響力仍面臨諸多主客觀困境。但正如畢飛宇所言：“我不認為短期內(nèi)的中國文學可以“影響”世界。”23在筆者看來，也許正是這種普遍意欲“影響”的心態(tài)折射出中國文學時至今日仍然存在的文化焦慮。真正的文化與文學自信，是建立在強大的自我認可信念之上，走出去更好，走不出去亦坦然的心理。這并不是消極的自暴自棄，而是厚積薄發(fā)的力量，是時間回味的悠長。忘記“影響”，反哺自我，方能以從容與坦然之態(tài)游走于世界文化之中，方能讓世界于無形中發(fā)現(xiàn)中華文明之美。

應借助國家和民間文化機構，在中國當代作家與俄羅斯學者間搭建溝通平臺，這不僅利于俄羅斯學者以直接對話的形式破除對中國和中國文學的模糊印象，同時有利于中國作家在對話過程中認識到自我創(chuàng)作突破的可能。此外，也應豐富中國作家與俄羅斯讀者交流途徑，依托現(xiàn)代迅捷直接的網(wǎng)絡平臺開展線上面對面對話，讓中國當代文學以更加直觀親切的面貌成為俄羅斯讀者“熟悉的老朋友”。

畢飛宇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代表作家，其創(chuàng)作已成為被俄羅斯認可接納的文學期待。但由于文學具有一定思想意識形態(tài)特點的存在形式，這決定了其不可能像經(jīng)濟、政治、軍事、貿(mào)易等在短時間內(nèi)表現(xiàn)出于中俄兩國而言的實際意義與價值。但正如前文所言，當下的文學生態(tài)早已主動抑或被動地參與到現(xiàn)代化信息社會之中，文學這一原本被有些“束之高閣”意味的文化分支已經(jīng)無法再以過去有些冷傲的抽離與旁觀之態(tài)，獨處于社會大變革之外。因此，中國當代文學如何作為一種極具潛能的思想力量彌補中國當代文學海外接受與傳播的不足是中國作家與學者需要在漫長時間內(nèi)共同回答的時代之問。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百年鄉(xiāng)土小說與鄉(xiāng)村文化變遷的關系、啟示研究及文獻整理”（項目編號：19ADZ273）、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世紀中國長篇小說‘新現(xiàn)實主義’審美書寫研究”（項目編號：19ZWB100）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李敬澤:《〈玉米〉序》，江蘇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

② ③ ⑩ 21А. А.Родионов.О переводе и издании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новейшей китайской прозы в 2009–2018 гг. // Вест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и афри-канистика. 2019. Т. 11. Вып. 4. С. 398–430. https://doi.org/10.21638/spbu13.2019.401。

④ 20莫言：《碎語文學》，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281頁。

⑤https://ru.xcv.wiki/wiki/Bi_Feiyu。

⑥https://pl.spb.ru/lib/projects/readers-list/index.php?ELEMENT_ID=25437。

⑦С.И.Владимировна.Особенность рецепци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текста в иноязычной аудитории опыт 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ого анализа.Известия Восточ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2019/1(41)。

⑧А.А.Родионов.О переводах новейшей китайской прозы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ССР. Вестник СПбГУ. Сер. 13, 2010, вып. 2。

⑨Родионова О.П. Проблема одиночества в романе Лю Чжэньюня ?Одно слово стоит тысячи? // Вестник СПбГУ.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и африканистика. 2018. Т. 10. Вып. 1. С. 75–91. https://doi.org/10.21638/11701/spbu13.2018.107。

11吳赟:《西方視野下的畢飛宇小說——〈青衣〉與〈玉米〉在英語世界的譯介》,《學術論壇》2013年第4期。

12任光宣、張建華、余一中:《俄羅斯文學史（俄文版）（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頁。

13Сергей Сиротин — Не меч, а щит. Би Фэйюй. Сестры | редакторская колонка | noblit.ru http://noblit.ru/node/3730。

14孟繁華:《寫人物，就是他的小說之道——關于小說家畢飛宇》,《當代作家評論》2021年第1期。

15Сергей Сиротин — Жизнь без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Би Фэйюй. Китайский массаж| редакторская колонка | noblit.ru http://noblit.ru/node/3573。

16莫言:《我們都是被偷換的孩子》，浙江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44頁。

17[日]升曙夢:《寫給中譯本的序》,《俄國現(xiàn)代思潮及文學》，許滌非譯，上海現(xiàn)代書局1939年版，第2頁。

18 19https://www.livelib.ru/book/1002048449-kitajskij-massazh-bi-fejyuj。

22 23畢飛宇、鄧如冰:《畢飛宇：中國文學依然是弱勢的——關于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與“當代漢語寫作國際化”的對話》，《西湖》2013年第8期。

[作者單位：王子涵 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 張麗軍 暨南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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