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以往的蔣子龍研究大多沿用“改革文學”的框架加以闡發(fā)，但實際上，其工業(yè)題材小說創(chuàng)作在城市大規(guī)模改革鋪開前便已停止，他本人對改革文學的文學史敘述也不盡認同。在破除既定框架后，對其1975—1982年間的工業(yè)題材小說進行總體閱讀與文史互證，便可發(fā)現(xiàn)這批作品細致揭示了歷史轉軌時期社會主義文化、西方管理科學、關系學與“清官”想象之間的復雜糾葛，因此具備一定的社會史與精神史的價值。與此同時，這些作品也探索了與社會化大生產相匹配的文學形式。這一研究個案具備相當?shù)拇硇裕|及創(chuàng)作者姿態(tài)、典型人物的重塑、作為思想實踐與社會知識的文學屬性等多個層面，進而為更清晰地把握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學的關鍵特征提供了可能渠道。

關鍵詞：蔣子龍 工業(yè)題材小說 老干部 社會主義文化 科學話語

引言 歷史化與總體論的必要性

蔣子龍的工業(yè)題材小說早已被深深地印刻進“改革文學”的譜系中。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敘述中，其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人民文學》1979年第7期）是“改革文學”的發(fā)軔之作，蔣子龍也因之成為“改革文學之父”。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評價道：“寫主動要求到瀕于破產的重型電機廠任廠長，以鐵腕手段進行改革的人物的《喬廠長上任記》，被看做是開風氣之作；它在讀者引發(fā)的熱烈反響，從一個方面呈現(xiàn)當時文學與社會生活的獨特關系。”①在眾多類似的文學史敘述中，《喬廠長上任記》所開之風氣，都指向 “改革文學”的勃興。而所謂“改革文學”，正是指“文革”結束之后，以追求城市和農村現(xiàn)代化為主旨的作品類型。

但蔣子龍卻對這一文學史美譽多有推辭：“我寫工業(yè)題材小說時還不知‘改革’為何物，至今也搞不清‘改革文學’的概念。”②事實上，自從在《人民文學》1982年第3期上發(fā)表短篇小說《拜年》之后，蔣子龍便停止了工業(yè)題材的創(chuàng)作。在1989年3月28日給友人陳國凱的回信中，蔣子龍解釋了自己為何選擇在創(chuàng)作高峰期“激流勇退”。

1983年，城市改革逐漸起步，大工業(yè)的改革不同于農村的分田到戶。我所熟悉的工廠生活會變成什么樣子？無法預測。沒有把握，沒有自信。與其勉強地拙劣地表達，不如知趣地沉默。更何況改革之勢迅速異常，“改革文藝”風起云涌，文壇已經熱鬧起來，少幾個湊熱鬧的沒有關系。③

工廠生活曾經是蔣子龍最熟悉的內容。1960年，19歲的蔣子龍從天津鑄鍛中心技術學校畢業(yè)，進入天津鑄鍛中心廠（后更名為“天津重型機器廠”）工作，成為一名正式工人。雖同年入伍，但1965年退役后再次回到天津重型機器廠（以下簡稱“天重”）工作，直至1982年被調入天津市作協(xié)才徹底結束自己的工廠生活④。

蔣子龍工業(yè)題材小說的創(chuàng)作高峰期（1979—1982年）對應著從“文革”到“改革”的過渡時期，其創(chuàng)作主題是繼承與反思毛澤東時代的工業(yè)發(fā)展狀況，并應對工廠新出現(xiàn)的生產與管理問題。換句話說，與其工業(yè)題材小說血肉相連的“事實”（fact）/“實踐”（practice）是毛澤東時代的工人與工業(yè)在改革時代順延、調整與轉型的初始歷程。而1980年代中后期的城市改革完全超出了他以往的經驗范疇，再加之他已告別工廠，“無法預測”，“沒有把握”進而“知趣地沉默”就也在情理之中。

因此，既往文學史敘述所提供的認知方式，亦即將這些作品相當模糊地與1980年代以降的城市改革相連，進而將這些作品放置在一個此前時代截然斷裂的“起點”位置上，是與實際情況存在極大偏差的。在2009年的一次訪談中，蔣子龍進一步闡發(fā)了上述觀點。

要說心里有個情結，那就是要在新的小說里為《機電局長的一天》正名，讓人感到像姊妹篇。當時絕對沒有“呼喚改革”的意識和雄心，1979年“改革”這兩個字的使用頻率還很低。如果使用了“呼喚改革”這樣的詞句，肯定是后來的事，為了拔高創(chuàng)作心態(tài)。⑤

準此視之，以“呼喚改革”為闡釋其創(chuàng)作，頗有些“倒放電影”的意味，即以后起的價值、趨勢去評述此前的作品。而蔣子龍則“順流而下”，將《機電局長的一天》定位為《喬廠長上任記》的“前史”，使得兩部作品合成“姊妹篇”的樣貌：前者刊于《人民文學》復刊后的首期（即1976年第1期），既是蔣子龍“文革”期間影響最大的小說，同時也是他的成名作⑥；后者雖創(chuàng)作于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18—22日）結束幾個月之后，亦即創(chuàng)作于嶄新的歷史階段，卻與“文革”末期創(chuàng)作的《機電局長的一天》在人物、情節(jié)與主題上有著非常明顯的繼承關系。兩篇小說的“姊妹”關系已為越來越多的論者注意，⑦李楊更是將《喬廠長上任記》的敘述方式往前推，視之為1959年出版的工業(yè)題材小說《乘風破浪》的復歸。⑧

長期以來，在面對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學創(chuàng)作時，難以擺脫社會價值較高、文學價值較低的二分式評價，本文則嘗試總體性地論述蔣子龍的工業(yè)題材小說，借此直面文學形式與社會歷史內涵的內在關聯(lián)，進而努力為理解這一時期文學創(chuàng)作的特征與價值提供新的闡釋。

一、歷史與文學的轉軌：“老干部”變身“新人”

在剝離開“改革文學”的順滑敘事后，便會首先關注到《喬廠長上任記》問世時曾遭遇兩極評價⑨：一方面，天津文學批評界的一些同志認為該作品對造反派干部郗望北的正面描寫會削弱對“文革”的批判力度⑩；另一方面，《文藝報》與《人民文學》的編輯部則對之大加贊賞。時任《文藝報》編輯的劉錫誠奉主編馮牧之命寫下《喬光樸是一個典型》，刊發(fā)于1979年11—12期《文藝報》（亦即第四次文代會專號）。劉錫誠在文中指出：“小說的主要成就在于為我們塑造了喬光樸這樣一個在新時期現(xiàn)代化建設中煥發(fā)出革命青春的闖將的典型形象。”11其他支持意見也持相似觀點，紛紛將喬廠長標舉為“具有時代精神的先鋒人物”（馮牧）、“鐵腕人物”（劉賓雁）、“四化的帶頭人”（宗杰）、“新時期的英雄形象”（金梅）12，等等。經過文藝界主導力量反復的、高強度的集中論述，共識逐漸建立起來，即《喬廠長上任記》跳出了“傷痕文學”“暴露文學”的哀怨情緒，一改“缺德”文學與“向后看的文學”的創(chuàng)作路徑，順應了四個現(xiàn)代化建設的宣傳需要，并且呼應了人民群眾對于恢復生產的急迫心理。到了1985年，《喬廠長上任記》已被敘述為“壯哉斯人，壯哉斯文”13。

“喬廠長”不僅擺脫了負面爭議，還被經典化為四化建設的頭號“新人”。不過，“喬廠長”這位新人不同于1950—1970年代的社會主義新人，乃是一位重回舞臺中心的“老干部”。這延續(xù)了《機電局長的一天》的主角身份。用蔣子龍的話來說：

人家的文藝作品男主人公都是“小將”、“新生力量”，《一天》的主角是個“老干部”；人家文藝作品里的正面人物都是“魁梧英俊”，《一天》里的正面人物卻是個“瘦小枯干的病老頭”。14

“新人形象”從“小將”“新生力量”轉移到“老干部”身上，這是讀解蔣子龍工業(yè)題材小說的首個要點。蔣子龍敘述中看似輕巧的前后對比，實為時代轉軌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留下的深刻烙印。現(xiàn)實政治力量的博弈與價值秩序的重組，決定了哪個階層具備承載社會主義未來的資格，也決定了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主角設置與意識形態(tài)取向。“文革”期間，“老干部”幾乎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同義語，“小將”才是被寄予厚望、承擔著反修防修任務的“社會主義事業(yè)接班人”。落實在文學形式上，蔣子龍總結道：“當時有幾條規(guī)矩，寫作時是必須遵守的，你不遵守到編輯那兒也會打回來。比如正面人物應該是‘小將’、‘造反的闖將’，對立面自然就以‘老家伙’為主，任何故事里都得要有階級敵人的破壞……”15如此看來，1975年“老干部”作為文學中的正面人物出場，轉變不可謂不劇烈，同時也凸顯出其時文學之于政治環(huán)境的敏感度，以及文學參與形塑時代意識的功能。

1975年10月底，第一機械部在天津召開工業(yè)學大慶會議，落實中央鋼鐵座談會（1975年5月8日—10日）的精神。蔣子龍作為“天重”的代表之一參加了會議。據(jù)他回憶：

我在鍛錘上干了十年重體力活，第一次出來參加這樣的大會，眼界大開，受到極大的震動，許多知名的大廠，如湖北二汽、富拉爾基重機廠、南京汽車廠等，老干部和老廠長已經真殺實砍地沖在領導第一線，實實在在地在領導著抓生產，他們的事跡讓我有一種久違了的發(fā)自內心的感動和敬佩。

……

我當時正被大會上的一些人物所感染，經歷了近十年“文革”的壓抑和單調，這種從骨子里被感染的體驗是很新鮮的，身上產生了一股熱力。16

1975年鄧小平主持全面整頓工作，帶動了一大批老干部的復出。17這些“實實在在領導著抓生產”的老干部感染了蔣子龍。與此同時，他接到了即將復刊的《人民文學》的約稿。在內心的驅使下，他在會議期間就寫下了以“老干部”兼“老工業(yè)”霍大道為主角的《機電局長的一天》。而霍大道的原型是“天重”的廠長馮文斌與南京汽車廠副廠長的綜合。自《機電局長的一天》開始，蔣子龍在接下來的工業(yè)題材創(chuàng)作中，幾乎都將“老干部”設置為主要的書寫對象。他如此界定“文革”期間的“老干部”：

我說的“老干部”跟現(xiàn)在的老干部概念完全不是一碼事。那時的老干部由兩種人組成：一種是50年代由工人提拔起來的，還有一種是參加過革命戰(zhàn)爭，轉業(yè)后進工廠的老同志。他們有信仰、有定力，不管受多大委屈，當生產出了問題，而造反派又玩不轉把責任推給他們時，即便剛走下批斗臺，他們也能下去把生產再捋順了。工人對懂行的領導從來是尊重和同情的。18

蔣子龍此處的“老干部”是指在“文革”期間維持著“天重”正常生產活動的領導干部，包括“老革命”和“老工業(yè)”兩種類型，他們的共同點是“懂行”“有信仰”“有定力”。自《喬廠長上任記》至他停止工業(yè)題材小說創(chuàng)作，權力秩序與意識形態(tài)話語陡然轉變，理解、看待與表現(xiàn)“老干部”的方法自然也不能同日而語。“文革”徹底結束之后，老干部更是大量地回歸各級領導崗位。19而到了蔣子龍寫作《喬廠長上任記》的1979年，社會已實現(xiàn)平穩(wěn)過渡，并將工作重點更為徹底地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在此前提下，所謂的“凡是派”干部、“文革”期間的“火箭干部”地位迅速下降，這導致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老干部無論在數(shù)量還是在力量上都已占據(jù)絕對優(yōu)勢。曾經的“走資派”強勢復出，主導著政治、經濟與文化秩序的重塑。

可以說，選擇“老干部”作為“新人”是由其時的現(xiàn)實政治秩序、生產秩序與人心秩序共同決定的。從文學形式上看，這也是蔣子龍在“怎么寫”工廠故事上的自覺選擇，亦可理解為社會主義大工業(yè)發(fā)展進程中的一種必然結果。蔣子龍在《大地和天空》一文中，總結了文學反映工業(yè)建設的六種方式，值得重視：（1）寫成生產作坊，小打小鬧。（2）寫以廠為家，好人好事。（3）用寫農村的方法寫工廠，將工廠里的矛盾寫成家族矛盾。（4）以工廠為幌子，把人物拉到公園或農村進行描寫。（5）寫二元對立的方案之爭。（6）寫小改小革，圍繞一個機器修個沒完沒了。20他認為這六種模式完全無法描繪出現(xiàn)代大工業(yè)的生產組織方式及其孕育的新人、新道德、新觀念與新美學。而他則是非常自覺地去回應現(xiàn)代化大工業(yè)對作家的挑戰(zhàn)，而且還占據(jù)了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他1965—1974年擔任天津重型機器廠廠長辦公室秘書、代理車間主任，1974—1982年任天津重型機器廠車間黨總支副書記、車間副主任。在八面來風、四通八達的國營大廠里做車間主任、工廠秘書的工作經歷，為他提供了走進現(xiàn)代化大工業(yè)體系的契機。“文革”結束后經濟領域最初的調整也是從國營大廠開始的，大廠故事成為時代變局的理想縮影，由此也就可以理解蔣子龍當年的這些小說為何擁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

蔣子龍的身份認同是多面的，他既是工人作家，也是一線工人，同時也屬于工廠的管理層。他的寫作方案最終落實為以管理層“組織生產”的視角串聯(lián)出現(xiàn)代大工業(yè)的宏觀圖景，以老干部復出來縮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調整與變革的初始階段。有論者敏銳地指出：“因為在新的歷史變革時期，在為四化奮斗的道路上，各級領導干部是關鍵，許多復雜的矛盾往往體現(xiàn)在他們身上，寫好他們，就能提契全盤，從根本上回答一些問題。因此，蔣子龍對各級領導干部形象的成功塑造是一個創(chuàng)舉，它給作家的創(chuàng)作帶來了強烈的時代精神和著眼全局的宏大氣派，體現(xiàn)了時代對文學的要求。”21這一觀點很能代表1980年代的普遍認知方式，亦即隨著群眾政治的退潮，經濟發(fā)展成為核心議題，領導干部被視作開拓新路的主導力量。蔣子龍寫作這些小說時，“提契全盤”的領導干部主要是復權的老干部，雖然他們很快便在1980年代陸續(xù)退場，但卻在“文革”到“改革”的過渡時期發(fā)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22當然，本文的關鍵不在于描述老干部復歸這一政治現(xiàn)象，而是意在討論蔣子龍如何以文學的方式再現(xiàn)老干部復歸后面對的新情況，以及其中蘊含的工作方法與精神狀態(tài)，并從文學的視角反思整個歷史后果。必須強調的是，蔣子龍清醒地認識到“文革”中的老干部與“文革”后的老干部并非一回事。

許多工廠的工人都懷念老廠長，懷念過去的年代。但是老廠長回來以后，發(fā)現(xiàn)工廠還是原來的工廠，甚至人還是原來的人，可就是精神面貌不一樣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一樣了，矛盾的內容和表現(xiàn)形式也起了變化，原來管理工廠的那一套辦法不靈了。用什么辦法，怎樣領導好現(xiàn)在的企業(yè)呢？這就是喬光樸上任后所遇到的問題，也是現(xiàn)在很多工廠的廠長們所面臨的問題。23

在跳脫“改革文學”的認知框架之后，完全可以將蔣子龍1975—1982年的工業(yè)題材小說讀解為以文學創(chuàng)作來思考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新命題的思想實踐，或者簡單地說，其中的許多作品都可被讀解為老干部重回工業(yè)戰(zhàn)線的“舊人新事”，歷史的延續(xù)與斷裂構成了一個個錯綜復雜的問題域。有趣的是，《喬廠長上任記》的初稿名字便叫作《老廠長的新事》。《人民文學》的編輯涂光群在復審時將之改名為《喬廠長上任記》。涂光群自述改名的原因有兩點：“一是出于文學層面的考慮，我覺得《喬廠長上任記》比《老廠長的新事》文學色彩更強一些，更能抓住讀者的眼球，改名后顯得更為開闊一些。另一方面主要出于政治層面的考慮，因為當時鄧小平已經重新上任，開始正式主持中央工作，所以《喬廠長上任記》也在某種意義上暗示了這一政治形勢。‘文革’結束后我國正面臨著百廢待興的局面，政治上‘撥亂反正’、經濟上‘以經濟建設為核心’成為國家發(fā)展的大勢所趨。雖然‘四人幫’已經被粉碎，‘文革’已經結束，但是，當時仍然有一些很有組織才能的領導干部還被關在監(jiān)獄里沒有出任、主持新的工作，呼喚這些人物重新上任，參與到現(xiàn)代化建設的宏圖大業(yè)中來成為廣大人民的共同心愿。因此，小說修改后的題目無疑比《老廠長的新事》更能充分表達出廣大人民當時的心聲，也更加突出了‘老廠長’復出后致力于‘以經濟建設為核心’的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的努力奮斗精神，更加符合時代的需求。”24可以說，“老廠長的新事”更接近于新舊交雜的本來面目，而“喬廠長上任記”則有意配合了當時“撥亂反正”的時代需要，設置了一個純化的嶄新起點。本文在剝離掉“喬廠長上任記”這層“涂改”后，嘗試回歸故事的創(chuàng)生狀態(tài)，考察“老廠長”遇到了哪些“新事”，又是如何處理和面對這些“新事”的。

以老干部的“領導者”視角審視新的人與人的關系、新的矛盾內容與表現(xiàn)形式、新的管理工廠的辦法，構成蔣子龍工業(yè)題材小說中最具現(xiàn)實質感與創(chuàng)造性的要素。本文論及的這些小說主要包括：《機電局長的一天》（《人民文學》1976年第1期）、《喬廠長上任記》（《人民文學》1979年第7期）、《喬廠長后傳》（《人民文學》1980年第2期，亦即《“維持會長”》）、《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新港》1980年第5期）、《開拓者》（《十月》1980年第6期）、《狼酒》（《中國青年報》1980年9月20日）、《拜年》（《人民文學》1982年第3期）等。這些作品中的老干部形象是多樣的，下文擬從老干部的形象塑造為切入點，考察過渡時期不同老干部形象所代表的不同精神狀態(tài)與工作方法，并從中思考社會主義文化傳統(tǒng)在新的現(xiàn)代化方案中是如何順承與轉化的。在此基礎上，才能夠更好地理解管理科學與行為科學等科學話語在文學文本中的“強勢”存在及其意識形態(tài)功能，進而把握現(xiàn)代化等科學話語是如何被想象性地結構進社會主義轉軌進程中的。

二、三種工作法：“管理科學”“關系學”與投機主義的漩渦

以“老干部”視角提契全篇，絕不僅僅意味著將小說的主角設置為老干部。在1980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獲獎作品中，除去蔣子龍的《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同類題材還有柯云路的《三千萬》。《三千萬》以老干部丁猛對經濟指標“三千萬”的核算為故事主軸，塑造了一位具有責任感與開拓精神的老干部形象。表面上柯云路與蔣子龍的寫法很相似，但蔣子龍?zhí)孤实刂赋隽怂麄冎g的不同：“《三千萬》這篇小說很好，但‘三千萬’的數(shù)字沒有感情……最好是換另外一個角度，把‘三千萬’作為副線，不要把人物的感情、糾葛等都拴在‘三千萬’上……我寫喬廠長，喬廠長改革的成敗與否，不影響喬廠長的感情，因為他的感情糾葛在他周圍的人，包括上級、戰(zhàn)友、對立面以及同他有過一段關系現(xiàn)在結成夫妻的人。”25蔣子龍的小說里也不乏對數(shù)字和效率的關注和崇拜，但他更看重的是數(shù)字背后的人。他并非圍繞生產指標的達成或是技術難題的解決來構思故事，而是自覺地將老干部放進具體的關系場域中，考察他與周圍人的情感 / 精神互動。

以《喬廠長上任記》為例，老干部喬光樸與上級（霍大道、鐵健）、戰(zhàn)友（石敢）、對立面（冀申）以及同他有過一段關系現(xiàn)在結成夫妻的人（童貞）演繹出不同面向的工廠故事。喬廠長在故事中占據(jù)了樞紐位置，以他為中心關聯(lián)起不同位置的人在具體情境約束下的精神狀態(tài)與行動選擇。真正的“提契全篇”，意味著一種總體性視野的形成，意味著一套有厚度、有縱深、有現(xiàn)實感的工廠敘事。26用蔣子龍的話來說：“創(chuàng)作的根須在生活里扎得越深，就越能細致感受時代動蕩給人民帶來了哪些社會的、倫理的、道德的、心靈的、外在的變化。”27進一步說，蔣子龍的小說集中展現(xiàn)了變革時代里復權老干部的工作方法，即老干部如何在上下級之間開展工作，如何組織與調動身邊的人，如何具體地達致理想目標，等等。以老干部的工作法為切入點，便會發(fā)現(xiàn)這些小說至少呈現(xiàn)出三種不同工作方法與精神取向。

（一）鐵腕人物的“科學”方法

蔣子龍筆下鐵腕領導者構成一組群像，包括霍大道（《機電局長的一天》）、喬光樸（《喬廠長上任記》）、車篷寬（《開拓者》）、應豐（《狼酒》）、冷占國（《拜年》），等等。這些人物一心為公，既具備一往無前的開拓進取精神，又有著極高的業(yè)務素養(yǎng)和學習能力。他們一方面是黨的干部，同時也是企業(yè)生產經營的領導者，既服從社會主義政治的指引，又能按照現(xiàn)代科學和經濟規(guī)律來管理經濟。這些人物極力將“社會主義”“科學”與“現(xiàn)代化”圓融一體：現(xiàn)代化是社會主義發(fā)展自身的手段，而社會主義是現(xiàn)代化與科學的終極目的。這些人物設定反映了當時將社會主義與現(xiàn)代化迅速統(tǒng)合的樂觀愿景。不過，在主流意識形態(tài)之外，蔣子龍敏銳地捕捉到了諸多暗流涌動的現(xiàn)實困境，在小說的具體情境中暴露出“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與“科學”之間失衡與沖突的某些側面。

霍大道是這一類鐵腕人物的最早代表。他始終保持著高度的政治激情，以社會主義信仰來驅動現(xiàn)代化事業(yè)。小說結尾處，霍大道冒著暴風雨趕往機電局的場景與他當年長征的場景交相疊印，寓意著現(xiàn)代化是另一場長征。1975年10月24日，胡耀邦在中國科學院紀念長征勝利四十周年大會上作的講話《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是新的長征》，可謂這類敘事的濫觴。另一典型的情節(jié)便是他通過不斷書寫革命回憶錄來激勵自己不忘過去，走好“新長征”28：“要教育自己，不要忘記過去，激勵自己繼續(xù)革命，頂多再給孩子們看看……經過文化大革命，這一點是更清楚了：不進則退，不斗則修。要不變色，就要立新功啊！”29

值得注意的是，在蔣子龍1980年代初的小說選本中，“繼續(xù)革命”“反修防修”的字樣已被完全刪除，就連霍大道的青年司機小萬閱讀革命回憶錄的情節(jié)也被置換為閱讀內部政治讀物《戴高樂》。從《機電局長的一天》的原版本到后來的刪改本，寫作回憶錄的“繼續(xù)革命”與“反修防修”的政治意涵被刪除，僅僅保留了自我教育的目的。隨著“文革”的結束，“繼續(xù)革命”與“反修防修”徹底喪失了正當性，革命記憶和革命傳統(tǒng)成為無法在代際間傳承的、日益封閉與抽象化的經驗。

小說里霍大道試圖利用革命傳統(tǒng)來激發(fā)安于現(xiàn)狀的老干部徐進亭的斗志。但徐進亭并未被這套邏輯說服，他被現(xiàn)實生活里的物質享受深深吸引著。小說里徐進亭的出場總是伴隨著小轎車，極為注意養(yǎng)生。有趣的是，在霍大道看來沉湎于養(yǎng)生才是一種病，只有“大干”才能治“大病”。如果說霍大道憑借其“大干”的闖勁帶動了一批基層干部積極向上，那么當他面對躺在功勞簿上的老干部時，卻顯得非常無力。在“繼續(xù)革命”的政治運動停止，權力監(jiān)督機制尚不健全的情況下，要剛剛復權且充滿了蹉跎感與虧欠感的老干部重新煥發(fā)革命熱情，在物質利益與現(xiàn)實誘惑面前保持自我批判，可謂難上加難。此外，霍大道組織動員的另一法寶是戰(zhàn)爭經驗。他經常將戰(zhàn)爭經驗直接代入生產管理——“霍大道總愛提戰(zhàn)爭年代，激勵人沖鋒不止，總是把調度會開得跟戰(zhàn)爭年代下達戰(zhàn)斗任務一樣”30。戰(zhàn)爭經驗與解放軍政治經驗是毛澤東時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經驗之一，也是在“政治掛帥”之下發(fā)展經濟生產的重要工作方法。不過“文革”結束之后，用戰(zhàn)爭經驗來指導現(xiàn)代大工業(yè)的生產經營，很快就被當作某種錯位與無知，工業(yè)管理知識越來越分化為一種專門的學問。

喬光樸并非霍大道那樣能夠統(tǒng)籌一切的干部，他在出山的第一時間便召喚自己的左膀右臂——分別是老搭檔黨委書記石敢和工程師童貞。石敢代表社會主義政治，童貞代表現(xiàn)代科學技術，而喬光樸則象征著現(xiàn)代化的開拓精神。喬光樸用共產黨員的黨性與昔日同志情誼來動員石敢重返工作崗位，又通過“愛情”與“婚姻”將童貞牢牢綁定在現(xiàn)代化戰(zhàn)車上。最終形成的“石敢（政治）+喬光樸（生產）+童貞（科學）”這組黃金戰(zhàn)隊，開啟了工廠的變革進程。值得注意的是，黨委書記石敢的形象今非昔比，他在“文革”之前是能言善辯的鼓動家，但在“文革”遭受批斗時不小心咬掉半截舌頭，成了口齒不清的半啞巴。喬光樸在鼓動石敢重返工廠時，竟然將這半截舌頭說成兩個舌頭：“你是有兩個舌頭的人，一個能指揮我，在關鍵的時候常常能給我別的人所不能給的幫助；另一個舌頭又能說服群眾服從我。你是我碰到過的最好的黨委書記，我要回廠你不跟我去不行！”31這番說辭完全是圍繞著“我”/喬光樸的需要而展開，一方面是在關鍵時刻給“我”兜底，而另一方面是說服群眾服從“我”的意志。毛澤東時代一直強調的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正在發(fā)生變化。正如喬光樸的自我定位——“我都不喜歡站在旁邊打邊鼓，而喜歡當主角”——廠長逐漸成為真正的領導核心。小說反復渲染喬光樸與石敢的不同：“喬光樸永遠不是個政治家”而“石敢有敏感的政治神經”，面對反派人物冀申“擺的陣勢，石敢從政治上嗅出來了，喬光樸用企業(yè)家的眼光從管理的角度也看出了問題”。這對看似親密無間的昔日戰(zhàn)友之間的界限非常清楚，喬光樸在會議上的一段發(fā)言很能代表他對“政治”的感知。

但在工業(yè)界我知道是出了一批政治導演。哪一個單位都有這樣的導演，一有運動，工作一碰到難題，就召集群眾大會，做報告，來一陣動員，然后游行，呼口號，搞聲討，搞突擊，一會這，一會那，把工廠當舞臺，把工人當演員，任意調度。這些同志充其量不過是個吃黨飯的平庸的政工干部，而不是真正熱心搞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企業(yè)家。用這種導演的辦法抓生產最容易，最省力，但遺害無窮。這樣的導演，我們一個星期甚至一個早上就可以培養(yǎng)出幾十個，要培養(yǎng)一個真正的廠長、車間主任、工段長，卻要好幾年時間。靠大轟大嗡搞一通政治動員，靠熱熱鬧鬧搞幾個大會戰(zhàn)，是搞不好現(xiàn)代化的。我們搞政治運動有很多專家，口號具體，計劃詳盡，措施有力。但經濟建設、管理工廠，卻只會籠統(tǒng)布置，拿不出具體有效的辦法。32

喬光樸批判的是“用政治的辦法管理經濟”（大聲討、大會戰(zhàn)、群眾動員、政治掛帥），倡導“用經濟的辦法管理經濟”33。1979—1980年國企變革的焦點是擴大自主權，擺脫官僚主義束縛。在經濟爭取“自主權”的前提下，所謂“吃黨飯的平庸的政工干部”與“真正熱心搞現(xiàn)代化的企業(yè)家”是截然對立的。在蔣子龍的小說中，政工干部的形象全部都是負面的（表現(xiàn)為不學無術、品德低劣、得不到愛情等等），而“嘴”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象征，同時也成為“空頭政治”的代名詞：“為人要實不要虛，平時要煉心，煉志，煉手，不可煉嘴……”34如此看來，石敢被設置為“半啞巴”，實則頗有深意，唯有如此他才能免去成為“政治導演”的風險，符合喬光樸“最好的黨委書記”的定義。可不得不承認的是，石敢在喬光樸大刀闊斧的改革措施中幾乎沒有發(fā)揮任何作用。喬光樸由于推行職工考核評議，將業(yè)務不合格的工人歸入服務大隊，辭退全部的臨時工等鐵腕政策，最終引發(fā)不少工人和干部的強烈不滿。石敢在此過程中既沒有說服喬光樸在政治方面多加考慮，團結可以團結的力量，也沒能幫他打消群眾的怨氣，減少不必要的沖突。到了《喬廠長后傳》中，喬光樸的左膀右臂換成了總會計師李干和副總工程師童貞，黨委書記石敢變得更加可有可無了。

不過，如果以為“政治”已經完全退場，那就太過武斷了。在與石敢對舉時，喬光樸煥發(fā)出作為企業(yè)家的特質，但當他與工程師童貞相遇時，他作為黨的干部的屬性便凸顯出來。喬光樸對純技術的路線是不認可的，并對童貞的“政治衰老癥”很不以為然。童貞對于喬光樸的仰慕與順從，從性別與情愛的角度暗示出技術相對于政治的附屬地位。在《喬廠長后傳》中，喬光樸動員勞資科長和組織科長開展工作時，曾提到干部應當反思自己，應當對國家民族有“過失感”。對此組織科長表示完全無法理解和接受，他們并不具備喬光樸那樣的政治責任感。因此，工廠生產中“政治掛帥”雖然被否定，但“政治”依然是老干部開展工作時的話語資源。當然，“政治”的意涵已經逐漸被抽象為愛國、愛黨乃至熱愛現(xiàn)代化事業(yè)了。

用科學原理和客觀規(guī)律來組織工廠的生產秩序，成為這些開拓進取型的老干部的工作方法：比如喬光樸主持工廠的技術考核，恢復物質刺激，追求生產效率與利益，而他也對自己的時間進行科學有效的分配與管理；再比如《喬廠長后傳》里，總會計師李干迅速上升為喬光樸的重要搭檔。在寫到李干提交的關于電機廠經營的主要問題和成效的報告時，小說強調：“這是李干自己設計的，上面沒有一個多余的字，都是用實實在在的數(shù)字說明問題，一目了然。”35需要明確的是，喬廠長的管理方式還不是所謂的“管理學”，反倒更接近于“十七年”的工廠管理經驗，也就是接近于蔣子龍設想的工廠管理的“應然”狀態(tài)。蔣子龍曾說：“當時我完全沒有接觸過現(xiàn)代管理學，也不懂何謂管理，只有一點基層工作的體會，根據(jù)這點體會設計了‘喬廠長管理模式’，想不到引起了社會上的興趣，許多人根據(jù)自己的體會來理解喬廠長，并參與創(chuàng)造和完善這個人物。”36情況到了《開拓者》才徹底轉變。《開拓者》中的主角車篷寬主張積極引進外國技術，推廣管理科學和行為科學，并且積極推動思想政治工作科學化。車篷寬在干部會議上公開倡導，并對目前的干部隊伍表示了不滿。

現(xiàn)代化管理是一門綜合的科學，是由許多學科組成的。現(xiàn)代化企業(yè)靠個人的感性經驗來指導是不行的，要善于學習，學會用科學方法科學組織和現(xiàn)代化工具進行領導……

比如說一個廠長要具備什么樣的條件和能力呢？一個現(xiàn)代化企業(yè)的廠長，應具備五個條件：有科學知識，有才能，有經驗，有個性，有遠見性。講具體點，就是廠長要有生產、技術、財務、勞動、人事、市場銷售等方面的專業(yè)知識，能掌握各種現(xiàn)代化管理的工具手段和方法，有一整套管理企業(yè)的能力。要了解廠內外國內外本行業(yè)的情況，如政府政策、市場變化、新技術發(fā)展動向等，掌握全局，有遠見地作出決策……37

在推崇客觀經濟規(guī)律與生產效率的時代語境中，專門的科學管理知識成為“顯學”與文學作品中的正面意象，并不難理解。需要用心體察的地方在于，蔣子龍的小說不只是提供了現(xiàn)代管理科學與行為科學的合法性敘事，更在具體情境中“演示”了進行科學管理的“后果”。在具體的工作實踐中，上述新的管理方式迅速形成新的評價標準，觸動了很大一部分既得利益群體。首當其沖的便是老干部群體，因為他們普遍科學文化水平較低。越是提倡科學管理，就越對他們的領導地位提出挑戰(zhàn)，因此喬光樸式的鐵腕改革，面臨著巨大的阻力。因而，蔣子龍筆下的這些鐵腕領導者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由于不斷地受阻因而情緒變化劇烈，行動能力很強的同時脾氣也比較暴躁。他們總是處于一種“有氣”的狀態(tài)，總是在與各種人“吵架”。與他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機電局長的一天》里養(yǎng)尊處優(yōu)的老干部徐進亭。小說里這樣寫道：“徐副局長又高又胖，五十多歲的人了，大臉盤子紅潤潤的，閃著亮光，一點褶兒也沒有。別看這么個威武大漢，倒有一副阿彌陀佛的善性子，是個平時該急不急，欲怒不怒，高興時還喜歡和下級開個玩笑的老干部。”38“善性子”的徐進亭不能理解霍大道身上為什么總有種“刺激人”的東西。

徐進亭式的“善性子”雖不足稱道，但鐵腕人物的強硬也并非沒有問題。他們自詡占有了絕對真理，因而往往是“獨斷”且驕傲的。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拜年》中的冷占國。冷占國是一位只管生產、六親不認，連“拜年”都覺得多余的總調度室主任。他在工作中遇到的難題是：

自己那套辦法是卓有成效的，過去曾被無數(shù)事實證明過。可是現(xiàn)在這些辦法只增加了他和周圍的人在感情上的裂痕，對工作似乎并無多大好處。因此他也增加了對自己的懷疑和不滿，他的壞脾氣又使他把對自己的不滿發(fā)泄到別人身上，這就越發(fā)遭到別人的怨恨。說穿了現(xiàn)在誰怕誰呀！……39

人如其名，冷占國采取了最冷靜、最為數(shù)字化的管理方式，但不僅沒有做好工作，反而加劇了集體的裂解。他越是嚴苛地推行科學管理的辦法，就越是加重他與周圍人的裂痕，越是積累自身的怨氣，進而陷入惡性循環(huán)之中。他的壞脾氣沒能引領和團結周圍的人更好地投入工作，反倒進一步加重了個人主義的離心趨向。

閻綱在概括蔣子龍的作品時，曾敏銳地指出蔣子龍的小說有實有虛，寫出了逆境中的正氣。40但正氣也在制造著怨氣。當管理學被視為絕對冷靜客觀、絕不務虛、只求實干的“科學”律令時，那么它注定不能夠安頓人心。工業(yè)管理在本質上是一門實踐的學問，是如何管理與組織人的問題。而人事系統(tǒng)的最大特點就是其不可預見性。在變革實踐中，人心是否舒暢，人的積極性是否能夠被有效調動，勞動者是否可以被有機地團結進新的現(xiàn)代化事業(yè)中，才是社會主義企業(yè)管理最為關鍵的問題。以往的研究者已經指出了管理科學的資本家屬性，亦即“所謂科學的管理，就是把一些科學方法應用于迅速發(fā)展的資本主義企業(yè)中越來越復雜的控制勞動的問題。它缺乏一種真正科學的特性，因為它的一些假設，只不過反映資本家對生產條件的看法”41。“管理科學”自身的虛構性與不可能，就在于它試圖以管理者的片面視角來管理與控制活生生的勞動實踐與人心秩序。實踐的流動性、矛盾的具體性和人事關系的不透明性，都導致管理科學很容易淪為某種形式化的“紀律”或計算，難以有效組織一個集體的人心秩序。

因此，科學方法并沒有帶來工作實踐上的成功。蔣子龍筆下的鐵腕領導者的結局幾乎都是失敗的。《喬廠長后傳》中，喬光樸的左膀右臂先后被調離他的身邊，自己也遭受被罷免的危險，他在孤獨面前掉了眼淚；《開拓者》中的車篷寬則是主動辭職，退到研究崗位；《狼酒》中的應豐感受到無盡的孤獨，連女兒都不能理解自己。這類鐵腕干部的困境并非“太陽底下的新鮮事”。

1959年，梁漱溟就曾在總結新中國成立十年來的管理經驗時指出：“事情可怕的，就在于最壞的領導并不單出自壞干部，而往往還是某些‘好干部’……他一切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就非糟不可——非造成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群眾之間的隔閡矛盾不可，非壓抑以至窒息了群眾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不可。”42“好干部”的“壞領導”是指單純地依靠自上而下的方式埋頭苦干，最終造成干部與群眾的隔膜，陷入眾叛親離的境地。梁漱溟的觀察總結，同樣適用于1979年的現(xiàn)實。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一長制”的合法性建立起來，自上而下的“開拓”被視為最可行的道路。在這樣的情勢下，除了依靠“科學”方法、鐵腕手段，還有更合理的領導方法嗎？

（二）“滑頭”的“關系學”

蔣子龍在鐵腕領導者的身上寄托了勇于變革的理想，同時也揭示出以“直”“冷”“科學客觀”為主要特征的工作法在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中運轉不靈的窘境。《喬廠長上任記》中，喬光樸出差尋求友鄰單位的協(xié)作，結果卻因不擅交際鎩羽而歸。他在現(xiàn)實面前獲得的教訓是：越是會處關系的人，越容易做出成績。那么，“關系學”到底是合情合理的關于人的“科學”，還是“組織混亂和作風腐敗”的產物？

《喬廠長上任記》中的造反派郗望北給出了回答：“現(xiàn)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同于戰(zhàn)爭年代，不同于五八年，也不同于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那兩年。歷史在變，人也在變。連外國資本家都懂得人事關系的復雜難處，工業(yè)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就大量搞自動化，使用機器人，機器人有個最大的優(yōu)點，就是沒有血肉，沒有感情，但有鐵的紀律，鐵的原則。人的優(yōu)點和缺點全在于有思想感情。有好的思想感情，也有壞的，比如偷懶耍滑、投機取巧、走后門等等。掌握人的思想感情，是世界上最復雜的一門科學。”43他認為“偷懶耍滑、投機取巧、走后門”乃是“類本質”，這相當于徹底否定了“文革”時期改造人性、追求一大二公的烏托邦沖動。既然人性亙古如此，那么對之進行研究和把握（而不是批判、克服和超越），才得以成為“世界上最復雜的一門科學”。郗望北認為目前人與人的關系不同于戰(zhàn)爭年代（軍事紀律）、不同于五八年（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視野中平等協(xié)作的生產關系），也不同于“文革”初的兩年（打碎官僚機器，扁平化的自治組織），而是進入新的人際關系狀態(tài)。他未能明確闡明的新狀態(tài)，依稀指向廠長領導下的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這種對“新狀態(tài)”的體察和認同構成了1980年代以降企業(yè)制度改革的心理基礎。不過，“新狀態(tài)”中的“舊因子”往往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人情關系與官場裙帶關系混雜一體，呈現(xiàn)出似新非新的獨特樣態(tài)。

蔣子龍在《人民文學》1980年第2期上發(fā)表的《喬廠長后傳》，是根據(jù)他1979年春創(chuàng)作的《“維持會長”》刪節(jié)而成。在公開發(fā)表時，小說的篇名更換，相當于將主角從“維持會長”轉移到“喬廠長”，這也就轉移了小說的矛盾焦點。小說里的“維持會長”指的是市經濟委員會主任鐵健。當霍大道和喬光樸質問鐵健為何要將出口產品的銷售權從廠里調到外貿局，又為何要將童貞調離喬光樸身邊時，鐵健抱怨自己如同封建大家族的長房兒媳婦，苦苦在多重力量間周旋維持。“維持會長”本是指抗戰(zhàn)時期為日方供應軍需、維持地方秩序的漢奸人物，卻被用來描述身兼數(shù)職的老干部鐵健。這些距離革命文化最遠的譬喻都無奈地指向一個現(xiàn)實——這位老干部難以延續(xù)革命時期的工作熱情與政治文化，他沒有動力也沒有能力真正解決當下工作中的矛盾沖突，最終選擇回避和調和的工作方式。他的這番說辭在第一時間引起了霍大道的同情，不過霍大道瞬間回過神來，認定鐵健的所作所為絕不值得同情。霍大道瞬間的同情暴露了真正棘手的問題：在官僚科層制中，似乎只有勉力維持、處處小心，才可以成為官場上的“萬年青”和“不倒翁”。

《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里的廠長金鳳池，被許多研究者視為與喬光樸反差最大的廠長形象。金鳳池的最大特點是“滑頭”。金廠長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從外單位給本廠最老實的工人龐萬明借車，以便運送龐萬明老父親的遺體去殯儀館，進而一舉奠立自己為工人辦實事的形象。果然，龐萬明因為金廠長的“施恩”甚至感動到下跪。44他也很善于團結自己的同事，主動把副廠長駱明的女兒安排進國企工作，原因是“駱明懂生產，手下有人”。而他最絕的本事體現(xiàn)在到局里和公司開會的時候。他先安排好作為秘書的“我”（老魏）記錄外單位的工作經驗和公司領導的指示，然后就到會場外跑關系，挨個屋“拜年”。

從一樓到四樓，一個處一個處地轉，每到一處就像進了老朋友的家一樣，從處長到每個干部，都親熱地一一打招呼又說又笑，他兜里裝的都是好煙，大大方方地給每一個會抽煙的人撒一根，誰的茶杯里有剛沏好的茶水，端起來就喝，當然他也不是光掏自己的煙，別人給他煙的時候也很多，他和每個處的人都很熟悉，又抽又喝，有時談幾句，正經事，有時純粹是扯閑篇，開玩笑嘻嘻哈哈，非常開心，一晃幾個小時就過去了。45

金鳳池可謂熟絡人情的行家里手，分寸拿捏得相當好。小說非常生動地展現(xiàn)了他與別人鞏固親密關系的這些細節(jié)。大家雖是在單位里以公職身份見面，卻與鄰里街坊串門無異，與熟人社會的相處之道一致。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以私人禮節(jié)相處，才算得上是自己人。人情味與裙帶關系之間的界限顯得非常模糊。小說特意設置了不愿當秘書的老魏來冷眼旁觀這一切，使得金廠長不得不開口勸導老魏。

老魏，我告訴你一種我發(fā)明的學問。在資本主義社會，能夠打開一切大門口的鑰匙——是金錢。在我們國家，能夠打開一切大門口的鑰匙——是搞好關系。今后三五年內這種風氣變不了。我們是小廠子、小干部，要地位沒地位，要權勢沒權勢，再不吃透社會學、關系學就寸步難行。46

關系學是金廠長的看家本領，義氣和恩惠則是他的殺手锏。“公事私辦”加上“私事公辦”，才能順利敲開一切大門。金廠長為了不得罪廠里的群眾，趕在政策變動之前大發(fā)獎金，被群眾譽為“遠見卓識，敢作敢為”，卻被劉書記斥為拿國家的錢肥個人的腰包。小說結尾處，金廠長戰(zhàn)勝劉書記，以壓倒性優(yōu)勢當選人大代表。在看似順風順水的工作背后，小說插入了一段金廠長的自白：“我不是天生就這么滑的。是在這個社會上越混，身上的潤滑劑就涂得越厚。泥鰍所以滑，是為了好往泥里鉆，不被人抓住。人經過磕磕碰碰，也會學滑。社會越復雜，人就越滑頭。劉書記是大好人，可他的選票還沒有我的多，這叫好人怎么干？我要是按他的辦法，規(guī)規(guī)矩矩辦工廠，工廠搞不好，得罪了群眾，交不出利潤，國家對你也不滿意，領導也不高興。”47金廠長的無奈在于，做好人與做能人不可得兼，唯有“滑頭”，才能成事。道德與能力開始分離，甚至成了能力的反面。

到了《拜年》里，道德與能力的撕裂表現(xiàn)得更徹底。前文提到，總調度室主任冷占國的業(yè)務素質很強，卻難以團結自己的科室的員工。相比之下，總調度室副主任胡萬通雖然業(yè)務很差，沒有人看得起他，但人際關系卻很好。蔣子龍聰明地抓取“拜年”這一人際互動最為頻繁、最能體現(xiàn)中國人處世智慧與人情味的情境來展現(xiàn)兩種對立的工作方法。冷占國覺得“拜年”純屬浪費時間，但胡萬通卻將“拜年”視為真正的工作時刻。

他是故意選了這個春節(jié)后第一天上班的早晨來掃大門口，可以向全廠每一個職工都拜一拜年。所謂拜年，還不就是問聲好、打個招呼，你主動給別人拜年，也比人家矮不了一截，可對方心里會很舒坦。現(xiàn)在當個干部不能拿架子，板著面孔打官腔吃不開了，要想辦成點事就得靠人緣兒，靠面子。48

在別人最需要被給足面子的時候，胡萬通適時地表演出自己的親和，展現(xiàn)出自己的“吃苦耐勞、忍辱負重”，就能讓所有人心里都舒坦。而且胡萬通業(yè)務能力雖差，卻因精于疏通矛盾，所以成為單位內部暢通心情、緩和氣氛、增進團結的潤滑劑，也由此變得不可取代。最后，正是精通世故的胡萬通被選舉為廠長。

對一個領導者來說，必要的人情世故當然是需要的，但是當人情世故妨害到基本的道德標準時，就必須加以警惕。蔣子龍的短篇小說《招風耳，招風耳！》講述了基層干部華勝貴“墮落”的過程。華勝貴發(fā)現(xiàn)正是他的嚴苛忠厚的品質為自己帶來了不幸。個人改變不了時代觀念，單槍匹馬地與之抗衡，只會陷于痛苦。對于普通大眾來說，如果依靠投機取巧、油頭滑腦的非正規(guī)手段就能以最快速度、最低成本達到個人目的，那么美德自然會喪失它的社會土壤與生存空間。在這樣的時代風氣里，美德并不能帶來幸福，只會招致失敗、孤獨和嘲諷。當華勝貴放棄他的品質之后，“感到渾身輕松，感到自己不再是軟弱的和孤立無援的，而是強壯有力的，完全是個勝利者”。蔣子龍不禁問道：“他是個勝利者，還是失敗者？真是活見鬼了！”49蔣子龍的筆調看似諧謔，內里卻非常沉痛，他敏銳地感受到了“從做好人到做能人”的時代風向。與蔣子龍“活見鬼”的詫異相比，時人卻將“好人”的逝去看作現(xiàn)代化的標志。

囿于好人主義評價系統(tǒng)，今天的中國就難以前進，更無法現(xiàn)代化，因為現(xiàn)代化需要的人才，決不是傳統(tǒng)的好人。中國要前進，要現(xiàn)代化，要改革和開放，就必須要大量并不盡善盡美但卻勇于創(chuàng)新的強人和能人。事實上，我國近年來已經涌現(xiàn)出并且還將繼續(xù)涌現(xiàn)出這樣的能人。我們這些年所看到的改革家，很難說哪一個是十全十美的好人，有的甚至有很明顯的缺陷，但他們無疑是我們時代的強人和能人。甚至在農村，“老實巴交的好干部”也開始不受歡迎，農民希望那些有知識、懂經營的能人帶領他們致富。隨著社會發(fā)展對人的現(xiàn)代化的要求，中國人已不得不放棄“無為”的人生價值觀，放棄那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人生態(tài)度，選擇與現(xiàn)代社會相適應的“有為”的人生價值觀，做“敢冒風險，銳意創(chuàng)新”的現(xiàn)代能人。50

在此，“好人”與“能人”被理解為一組二元對立項。其中，“好人”是老實、無為、沒有個人意志的代名詞，而只有“能人”才會被人需要，被人歡迎，才是“人的現(xiàn)代化”抑或“現(xiàn)代化的人”。與能人相匹配的是一套以個人利益為中心、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競爭邏輯。在這種現(xiàn)代性規(guī)劃中，道德脫嵌，無法找到合理的容身之地，甚至出現(xiàn)越不道德越能凸顯能耐的趨勢。1980年代末的這番論述中，還透露著對道德問題的不屑一顧。但僅僅幾年之后，知識界便發(fā)動了“人文精神大討論”，沉痛反思整個社會人文精神衰落、道德滑坡的現(xiàn)象。遺憾的是，知識界的這一反思與追問，實在來得太晚了，在政治經濟結構面前也顯得太無力了。

（三）機會主義者的官場哲學

如果說金廠長這樣的“滑頭”還有一絲無奈，主要是為了工作的順利開展以及保障廠內員工的福利。那么，當最后一絲無奈褪去后，工廠故事就蛻變?yōu)楣賵龉适隆Ｓ幸活惱细刹繌蜋嘀螅m然占據(jù)了工業(yè)部門的領導崗位，但他們并不像喬光樸那樣以“社會主義企業(yè)家”自居，而只是接續(xù)前業(yè)，再戰(zhàn)官場而已，所關心者無非“權力”二字。蔣子龍筆下“只會做官，不會做事”的典型，是貫穿于《喬廠長上任記》與《喬廠長后傳》的反派人物冀申。冀申在“文革”時期就牢牢地將自己拴在權力的網(wǎng)絡中，利用干校副校長的身份和與下放干部建立聯(lián)系，博得了他們的好感。“文革”結束后，冀申一方面通過控訴“四人幫”迫害贏得政治資本，一方面他在“文革”時期的政治投資有了回報，與官復原職的老干部有密切的私交，成為有特殊神通的人物。他原本從事組織工作，但“文革”剛結束就看準了機電局在現(xiàn)代化建設中的顯要位置，申請調到機電局工作，因為國企廠長這樣的身份足以為將來的仕途提供很高的起點。他謀劃了“大廠廠長-公司經理-局長-出國”這樣一條理想的升遷之路。不過，喬廠長的到任打亂了他的計劃，他被降級為電機廠副廠長。小說細致描寫了喬廠長到任之前冀申在電機廠的工作方法。

這兩年在電機廠，他也不是不賣力氣。但他在政治上太精通、太敏感了，反而妨礙了行動，他每天翻著報刊、文件提口號，搞中心，開展運動，領導生產。并且有一種特殊的猜謎的酷好，能從報刊文件的字里行間念出另外的意思。他對中央文件又信又不全信，再根據(jù)謠言、猜測、小道消息和自己的豐富想象，審時度勢，決定自己的工作態(tài)度。這必然在行動上遲緩，遇到棘手的問題就采取虛偽的態(tài)度。詭譎多詐，處理一切事情都把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工廠是很實際的，矛盾都很具體，他怎么能抓出成效？51

“這兩年”指的是“文革”結束到喬廠長出山的兩年時間，即1976—1978年。在此期間，從平穩(wěn)結束“文革”，堅持“繼續(xù)革命”到“抓綱治國”再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樹立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治情勢在短短的兩年時間里發(fā)生著劇烈的調整和變化。職業(yè)官僚冀申在這一時段內對政治高度敏感，其實無可厚非。他之所以成為負面人物，關鍵在于“用政治的方式搞經濟”的做法。小說里關于經濟和政治關系的感覺結構一直延續(xù)到今天：政治務虛，工業(yè)務實，政治妨害行動。過量的政治感將會導致行動遲緩、態(tài)度虛偽以及自私自利。也就是說，政治不僅影響了工廠生產（冀申領導下的電機廠年年完不成生產任務），同時政治還影響人的品德與態(tài)度（冀申的虛偽和自私）。不過，必須加以追問的是，冀申所理解的政治就是政治的本來含義嗎？換言之，“政治”只等同于猜謎游戲，只是字面含義、小道消息和豐富想象的大雜燴嗎？“政治掛帥”“突出政治”中的政治崇高感是如何一步步演變到現(xiàn)在的，政治經濟學的總體視野又是如何破除掉的，這都是需要專門展開論述的問題。總之，反派人物冀申成功引起了讀者的厭惡感。這提示我們，將“政治”理解為妨害生產實踐和日常生活的虛偽話語，構成去政治化的普遍心理基礎。在這一方面，文學起到重要的形塑作用。

冀申原本幻想通過搞大會戰(zhàn)超額完成生產任務，借此調離電機廠。結果喬廠長到任后全廠大考核，冀申也在被考核之列。他被考倒后調至服務大隊搞基建，從副廠長降為“編外廠長”。不過，冀申憑借自己手里的王牌——“文革”時保過市委王書記——成功地從窘境中抽身而退，而且還被升級為外貿局局長。借助這一位置，他給不少干部買外國貨，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利益網(wǎng)絡。冀申的背后是無時無刻不在進行交換的利益關系網(wǎng)絡，這個網(wǎng)絡形成了一套與生產邏輯無關的官場運行邏輯。

而在《狼酒》的飯局描寫里，官場規(guī)則被更為赤裸地呈現(xiàn)。工業(yè)部副部長應豐以及秘書老周、調度局副局長徐炳坤一行前往G省協(xié)商大廠轉產的問題。剛到G省，徐局長就提出應當主動請G省工業(yè)書記海保深吃飯。對此應豐極不理解，工作都火燒眉毛了，為什么第一件事卻是請客吃飯？徐局長解釋說吃飯這種物質手段是快速建立雙方感情的最佳渠道。而應豐眼里只有工作，對此類“慣例”一竅不通。他認為先到工廠調查研究才能摸清情況，解決問題。但徐局長向他保證，在飯桌上就能把想要處理的問題全部解決，談工作的前提是建立相互之間的感情。不曾想到，G省工業(yè)書記海保深搶先一步發(fā)出飯局邀約，徐局長替應豐一口答應下來，并詳細交代了飯桌上的談判術。

他用下級對上級說話的口吻，用老師開導學生的耐性，給應豐詳細分析了海保深的思想，講解了自己的打算，勸應豐今天在酒席宴進行到高潮，大家吃得正高興的時候，向海保深提出工廠轉產的問題，口氣要有軟有硬，軟中帶硬。海保深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愿意給中央一個壞印象的，他在全國的省委書記中算是少壯派，說不定他想在省里干出個樣子將來到中央去工作。要利用他這一點。徐炳坤也叫應豐巧妙地借助自己的權力和地位，再給海保深一些好處，談判保證會成功。52

小說的筆法很精準，徐局長是比應豐年輕十幾歲的下級，卻成為指導他縱橫官場的老師。徐局長既敢大膽進言，又懂得說話的分寸。相形之下，老干部應豐自始至終以黨員干部的標準來要求自己，認為這套權謀之術完全是舊官場的糟粕。徐局長卻清楚地知道，這本來就不是純粹的公事，而是體制內不同位置官員之間的一場交易（相形之下，《機電局長的一天》中的各單位反而是互相協(xié)作的關系）。G省大廠的業(yè)務歸工業(yè)部領導，黨政關系卻在地方，產值利潤也歸地方所有，因而這些大廠接受雙重領導。其中，縱向指令叫作“條條”，橫向指令被稱為“塊塊”，國營大廠處于條條塊塊的合力管轄中。這雙重領導之間可以選擇相互合作，也可能會相互掣肘。海保深需要應豐多給補貼，而應豐也需要地方給下屬工廠提供方便，這就是徐局長指出的相互依存關系。所謂的拉關系是指在條條塊塊上多做文章——雙方完全可以在吃得高興的時候，順水推舟地建立合作關系。應豐對此雖不以為然，但也只能硬著頭皮參加了這場飯局——

酒宴開始了，桌上擺的又是“狼酒”。海保深舉起酒杯：“來，應部長，嘗嘗這種狼酒，它雖然不在八大名酒之列，好像不是正統(tǒng)，卻人人喜歡，味道妙不可言，柔里有剛，力量大得很，把人醉倒了都不知是怎么醉的。喝！”應豐推說心臟不好，煙酒不沾。誰怎么勸都不行。叫他吃菜，他也不動筷子，眼睛根本不掃菜盤子。這搞得主人十分尷尬，只好叫服務員上主食。他拿了一根筷子，扎起一個饅頭，不抬頭，不吃菜，甚至不抬眼皮，三下五除二把那個饅頭吞下肚皮，放下手里的單根筷子，站起身說：“我吃飽了，你們慢慢吃。不奉陪了！”說完扭身下樓，走出了飯店。

宴席上的人全愣住了。海保深面有怒色，唐部長嘴角掛著譏諷的微笑。應豐告辭的時候，他們沒有說話，也沒有動身子，照舊喝酒吃菜。海保深沖著唐副部長高高地舉起酒杯：“老唐，來，咱們喝干它！”

“對，干了它！”53

酒宴一開場，海保深便巧妙地借“狼酒”自喻，搶占先機：狼酒不是正統(tǒng)，寓意他目前身在地方；但狼酒人人喜歡、味道美妙、柔里有剛、力量大得很，這暗示他與應豐雖是身處科層制的上下級關系，但他人緣亨通，關系眾多，目前暫居地方，實則能量很大。海保深的勸酒形式上畢恭畢敬，但勸酒詞柔中帶剛，消弭了現(xiàn)實權力秩序中二人的差等，將自己扭轉為主動的一方。他期待飯局的結果是雙方喝到“醉倒了”的地步，共同沉醉在這一火熱的氣氛中。在深諳官場規(guī)則的人聽來，海保深的意思再顯豁不過。但對應豐來講，他思量著海保深的話，充滿了不可遏制的怒氣，極度討厭這套利益交換規(guī)則。海保深主動勸酒，卻沒有得到想要的回應，場面非常尷尬。應豐不僅滴酒未沾，還用單根筷子扎了一個饅頭吃完便走。應豐吃饅頭的生活習慣“自然”地暴露在酒桌上，但正因為他的本色出演，他從未有意設計過自己的動作，導致在請客方看來這一舉動簡直是侮辱和挑釁。他們本來計劃用吃飯的方式拉近彼此關系，建立相互之間的信任，酒酣耳熱之際順理成章地完成利益交換，形成“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同體關系。未曾想這套規(guī)則在應豐這里失靈了，雙方關系跌至冰點。應豐離開飯店時，他們不僅沒有起身送他，還相互敬酒“示威”。應豐不給他們面子，他們也不會讓應豐輕易下臺（這也反映出地方權力的擴大）。對應豐來說，真正的工作還沒有開始，就已經結束了。一次失敗的飯局，導致他得罪了上上下下所有人。

應豐離開飯店后，做出了與其領導干部身份極不相稱的舉動——在街上閑逛。他完全迷惑了，在城市最熱鬧的中心地段，他產生了巨大的孤獨感：“從前他搞過特工，也打過游擊在白色恐怖中，在只身一個人闖入敵占區(qū)的時候，沒有這種孤獨感。甚至前些年在牛棚的時候，他有恨，有怒，有悔，也沒有這種可怕的孤獨感。現(xiàn)在他占據(jù)著很高的職位，握有重大的權力，許多人請他吃飯還請不到，想巴結他還巴結不上，他哪來的這種孤獨感呢？”54老干部應豐的思想觀念、道德操守與工作方法顯得那么不合時宜。他理解不了時代，時代也沒有給他留出做事的空間。不過，孤獨感的最主要的來源還是他的女兒。女兒本應是革命事業(yè)的接班人，但女兒恰恰就是他最激烈的反對者。女兒替他總結了現(xiàn)代關系學的秘訣“善于求人，善于使人”，給他傳達“權力不使，過期作廢，不撈白不撈”的箴言，并宣稱新時代絕不是學雷鋒的年代了。這些都令應豐產生了徹底的幻滅感——“難道現(xiàn)代當一個正派人比封建時代當個清官還難！”不過，小說最后還是留下了光明的尾巴，應豐認為自己只要回到工廠和工人中間，就能重新振作起來。應豐從飯局上自我放逐，逃離到城市的人群中，將人民群眾視為最后的救贖力量。這樣的結尾帶有一絲樂觀，實則卻徹底宣告了應豐一代的終結。他沒有能力挑戰(zhàn)飯局上的官場運轉邏輯，只能暫時擱置思考與批判，陷入成為“正派人”/“清官”的幻想中。

頗有意味的是，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以工廠變革為主題的小說中，“清官”的文化想象頻繁出現(xiàn)，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喬廠長上任記》、柯云路的《新星》（《當代》增刊1984年第3期），以及張鍥、陳桂棣的《主人》（《當代》1984年第3期）等。《喬廠長上任記》便是以包公戲結尾。

霍大道站起來對喬光樸說：“聽說你學黑頭學得不錯，來兩口叫咱們聽聽。”

“行。”喬光樸毫不客氣，喝了一口水，站起身把臉稍微一側，用很有點裘派的味道唱起來：

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

……55

小說將喬光樸塑造為“社會主義企業(yè)家”的形象，但遭遇挫折時，他自然而然想到的是“清官”包拯。不過，蔣子龍認為“喬光樸決不是包公，他喜歡京劇，學唱那句‘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正是意味著他要為實現(xiàn)自己生活中的目標而殺出一條血路是何等艱巨，大量的困難還在后面”56。小說以包公戲作結，意味著闖出一條新路將要面對大量的困難與挑戰(zhàn)。喬光樸、霍大道、車篷寬、應豐這些老干部在故事結尾非但沒有取得成功，反倒陷于更深的危機之中，將小說引向高度模糊和生成中的未來。蔣子龍自陳：“我覺得生活沒有結尾，經過多少個彎路之后，我們國家的新體制剛剛開始建設，我很難給小說加上結尾，這就是我當時的想法。”57建設未來的艱巨性與不確定性，召喚出危機時刻的清官情結。喬光樸面對干部系統(tǒng)的組織混亂和作風腐敗，只能用“清官”作為暫時的解決方案，即便蔣子龍撇清了喬廠長和包公的直接等同關系。《主人》里更是直接插入包公家訓：“后世子孫仕官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工刊石，鑒于堂屋東壁，以詔后世。”58古代“清官”為民做主的精神，激勵主人公周先彬推行民主管理的改革措施。

官場整體生態(tài)的惡化，導致了“清官”理想頻繁出現(xiàn)。這些小說里的“清官意識”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就遭到評論者的批判，他們認為“在這些理想化的改革者形象背后，卻是清官主義——一個陳舊的理想模式”59，進而“清官意識”被指認為“封建心態(tài)”60。蔣子龍等人的工業(yè)題材小說對應的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破”與“闖”的階段，當改革全面鋪開后，他們在小說中傳達的變革意識就顯得保守起來。因此，這批小說后來的命運非常尷尬，它們一度配合了現(xiàn)代化建設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但1980代中期以來，它們從內容到形式都顯得落伍了，出現(xiàn)從“改革文學”到“文學改革”的呼聲也就在情理之中。

有意思的是，《新觀察》1987年第18期上的一篇雜文反擊了關于“封建心態(tài)”的批評之聲： “我疑心提出這些責難的同志是不是真的不了解事情。包青天式地解決群眾疾苦固然不可取，卻又是不得已。”61作者司馬真認為，與其把批評火力集中在“包青天”上，不如多曝光和批判作風腐敗的干部。柯云路回應質疑也循此道：“李向南也是個歷史人物，而那些評論家又過于書生氣，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農村，這位縣委書記難道還有其他的選擇嗎？”62柯云路強調要從具體歷史語境中來理解“清官敘事”的產生。彼時的中國處于從破到立的過渡階段，想要突破重圍，很自然地就會依賴清官鐵腕式的干部。所以有論者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稍微顧及轉型期的社會現(xiàn)實，那么自然會得出肯定清官敘事的結論……”63

“清官敘事”的評價分歧背后，實則反映出理念與現(xiàn)實的落差。毛澤東時代的反官僚主義在“文革”時期達到高潮，希望發(fā)動人民群眾徹底改造官僚科層制特權化的痼疾。但遺憾的是，伴隨著“文革”被徹底否定，對于官僚科層制的反抗、制約、監(jiān)督幾乎停止了。伴隨著老干部的大規(guī)模復權，官僚特權集團在重創(chuàng)之后更加團結、親密。現(xiàn)實催生喬光樸這樣的“典型人物”：他表面倡導科學技術和現(xiàn)代管理，但實質是依靠鐵腕開拓新路，而“鐵腕”是指“在官僚制內部以‘集權’的方式導致官僚制一定程度的失靈，以推進‘改革’”64。當對抗官僚主義受挫后，便會落入“清官”想象的暫時性解決方案中。令人唏噓的是，“文革”的發(fā)動，便是以批判海瑞這樣的“清官”形象入手，但“新時期”一開始，“清官”敘事便“不得不”發(fā)榮滋長，在小說人物的失敗時刻提供樂觀的未來想象。官僚主義的痼疾在“新時期”更深地鞏固下來，可見僅僅依靠科學技術、現(xiàn)代管理等“術”或“用”的層面，難以真正走出一條新路。

三、科學與民主的悖反：過渡時期的干群關系

與“清官”想象緊密相關的，是領導權的轉移與勞動者能動性的降低，這意味著一整套勞動管理制度的變化。老干部的強勢復出，一定程度上復蘇了“文革”前的管理模式。“文革”前中國企業(yè)的管理模式主要效仿蘇聯(lián)的“馬鋼憲法”。“馬鋼憲法”是指蘇聯(lián)最大的鋼鐵聯(lián)合企業(yè)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公司（Magnitogorsk Iron & Steel Works）的工業(yè)管理模式，主要特征包括：一長制、專家治廠、科層管理、利潤掛帥、物質刺激、生產第一、技術至上。以此看來，喬廠長的人物設置便順理成章。喬廠長早年留蘇，1957年曾任列寧格勒電力工廠助理廠長，1958年回國任重型電機廠廠長。他在1979年的重新出山，意味著蘇聯(lián)某些管理經驗的復活。而且，“文革”的失敗更映襯出“十七年”建設經驗的正確性與正當性，老干部由于繼承了“十七年”的正確經驗，在復出之初被寄予厚望。“十七年”的管理經驗，連接的是蘇聯(lián)的“馬鋼憲法”，而“馬鋼憲法”又借鑒了美國管理模式泰勒（羅）制的很多成分。列寧曾明確指出“（泰羅制）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的東西一樣，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豐富的科學成就”65，進而倡導在“暫時后退”，學習泰羅制的合理之處。可見，以“管理”為支點，社會主義中國開始審視、反思與借鑒資本主義管理經驗。

1980年出版的國內首本MBA教材《美國怎樣培養(yǎng)企業(yè)管理人才》里寫道：“管理作為一門科學，則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fā)展而形成和發(fā)展起來的。”66管理科學在西方的發(fā)展，經歷了三個階段：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管理學家泰勒（羅）通過多次工廠試驗，形成了“科學管理”理論；1940至1960年代，在“科學管理”的基礎上，一方面運用電子計算機等技術手段，發(fā)展出“組織管理學”，另一方面通過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調動人的積極性來提高生產效率，形成管理上的“行為科學”；1970年代，系統(tǒng)理論被運用于企業(yè)經營管理，“組織管理學”和“行為科學”結合起來，發(fā)展出“新管理學”。67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確立“管理科學”合法性的過程，同時也是重新理解“現(xiàn)代”、理解“資本主義”的過程。列寧曾詳細論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管理方式，故而他的相關論述在這一歷史階段被反復引述。比如，1918年4月的《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中的這段話：

任何機器大工業(yè)——即社會主義的物質的、生產的泉源和基礎——都要求無條件的和最嚴格的統(tǒng)一意志，以指導幾百人、幾千人以至幾萬人的共同工作。這一必要性無論從技術上、經濟上或歷史上看來，都是很明顯的，凡是思考過社會主義的人，始終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條件。可是，怎樣才能保證有最嚴格的統(tǒng)一意志呢？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從于一個人的意志。68

這段話在1980年代的出鏡率相當之高，參與了重塑“何為現(xiàn)代”“何為現(xiàn)代企業(yè)”“何為企業(yè)管理”等一系列基本觀念。不過，對這段話千篇一律的引用都忽略了列寧寫作這段話的現(xiàn)實處境，取消了他對一長制以及整個資本主義管理體制的辯證態(tài)度。因此，同樣是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中，另一段話被許多論者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顯然，這種辦法不只是在一定的部門和一定的程度上暫停向資本的進攻（因為資本不是一筆貨幣，而是一定的社會關系），而且還是我們社會主義蘇維埃國家政權后退了一步，因為這個政權一開始就曾宣布并實行了把高額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資水平的政策。69

列寧認為恢復對領導和專家的依賴、恢復物質刺激乃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時必要的退卻。而且，“列寧寫下這些話時，俄國正處于混亂之中且黨還不能培養(yǎng)真正的無產階級隊伍。對于列寧而言，這又是一個臨時的措施。但這臨時的措施卻又變成了蘇聯(lián)永久的特征”70，“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被戲劇性地刪節(jié)為“蘇維埃政權的任務”。選擇性盲視與脫離語境的摘抄實際上取消了社會主義性質與現(xiàn)代大工業(yè)“科學”管理之間的緊張關系，也就在實際上取消了對于科學技術可能帶來的社會影響與文化影響的追問。

對當時歷史語境中的蔣子龍來說，他也沒有條件辯證考量資本主義管理經驗與社會主義文化之間的關聯(lián)，更多是以行內人的視角，非常真誠而又緊迫地思考如何做好企業(yè)領導的問題：“怎么當廠長？現(xiàn)代工廠的廠長是一種什么精神狀態(tài)？這些問題在我心里憋了有兩年多。我感到非寫出來不可，拿起筆來后邊好象有人催著。寫完以后，手里又象捏著一把火，存不住，撂不下，恨不得馬上拿出去，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緊迫感。我是帶著和廠長們聊天、發(fā)議論的沖動感情寫這篇東西的。我很想聽聽廠長們的意見。如果這篇東西能引起領導工廠的企業(yè)家的共鳴，我就滿足了。”71他認為“怎么當廠長”是恢復生產、提高效率的核心問題，因而相當自覺地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剖析與表達現(xiàn)實。蔣子龍與廠長、企業(yè)家對話的心態(tài)很能反映這一時期文學的特征，文學以一種“新型知識”與“思想實踐”的形態(tài)出現(xiàn)，深度參與社會轉型過程。而創(chuàng)作本身是以工作生活中積累的經驗與困惑為出發(fā)點的，而非職業(yè)作家的創(chuàng)作方式，因而具備更高的公共性與“社會檔案”性質。

如果說老干部回歸，意味著蘇聯(lián)經驗、“十七年”經驗某種程度的復活，那么這種復活遮蔽的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曲折探索。在工業(yè)管理方面，“鞍鋼憲法”便是與“馬鋼憲法”相對立的新型的社會主義企業(yè)管理模式，試圖在高度集中和高度民主之間尋求平衡。“鞍鋼憲法”的確立，源于1960年3月毛澤東對“鞍山鋼鐵公司”一份調查報告的批示。鞍鋼憲法總結了社會主義企業(yè)管理的五項基本原則：堅持政治掛帥、加強黨的領導、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guī)章制度，干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每一項原則都與“馬鋼憲法”形成對比，旨在打破蘇聯(lián)經驗的教條。但必須強調的是，“鞍鋼憲法”之所以能成為有效的社會主義管理模式，有賴于五項原則的整體配合：政治掛帥和黨的領導遏制了經濟的自發(fā)主義傾向，確保企業(yè)發(fā)展的社會主義方向；大搞群眾運動和兩參一改三結合創(chuàng)造了現(xiàn)代企業(yè)內部人與人之間的新型生產關系，致力于實現(xiàn)社會主義經濟民主；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則是社會主義企業(yè)提高勞動生產效率的重要途徑。整體大于部分之和，五項原則不可偏廢，否則就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弊端。

在此基礎上，1963年11月6日，時任石油部部長康世恩在“全國工業(yè)交通工作會議”的報告中又歸納了九條“大慶經驗”，包括：革命精神、科學態(tài)度、群眾運動、三基工作[基礎工作（質量、設備）基本功、基本崗位責任制]、集中優(yōu)勢兵力打殲滅戰(zhàn)、嚴細作風、思想政治工作、機關革命化、全面關心職工工作。“‘大慶經驗’簡直就是‘鞍鋼憲法’的親生嫡傳和具體化”72，“大慶經驗”與“鞍鋼憲法”在“文革”中成為企業(yè)管理的重要樣板和指導方針。“工業(yè)學大慶”也成為社會主義與現(xiàn)代化兩相兼顧的發(fā)展道路。1977年1月，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便決定召開全國學大慶會議。同年4月，華國鋒親自主持了工業(yè)學大慶會議，標志著堅持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道路的決心。

不過，“鞍鋼憲法”與“大慶經驗”被抽象化為工作原則與發(fā)展道路后，很容易喪失其整體內容的有機性和豐富性。也就是說，上文所提到的社會主義方向、經濟民主和生產效率之間的平衡關系很容易被打破。《機電局長的一天》便形象具體地呈現(xiàn)出“鞍鋼憲法”與“大慶經驗”逐漸貧瘠化、抽象化乃至被完全否定的過程。《機電局長的一天》凡六節(jié)，第四、五兩節(jié)集中描寫了工人通過張貼大字報來參與工廠管理的情節(jié)。這張大字報主要針對礦機廠管理中的問題與弊端。在《人民文學》1976年第1期的初刊版本里，大字報的內容如下。

一、 我是老大。六月二十八日的報上登了礦機廠的消息，廠部發(fā)給每人一份；登載學大慶先進單位經驗的報紙卻不每人一份。

二、老虎屁股碰不得。對六月份的錯誤不認賬，對局黨委的批評不服氣。

三、只抓生產不抓管理，對“鞍鋼憲法”吃得不透，學大慶沒有學根本。73

頗有意味的是，“鞍鋼憲法”“學大慶”等字樣在后來的修改版本中逐漸消失了。以1981年人民文學編輯部的短篇小說選本為例，原文中特意加粗的“鞍鋼憲法”消失了，第三條變?yōu)椋骸爸蛔ドa，不抓管理。沒有章法，學大慶沒有學根本。”74“章法”成為“管理”的核心內容，這體現(xiàn)了“文革”結束后急于恢復生產秩序的社會意識。在2013年版的《蔣子龍文集》中，第三條的內容再次發(fā)生變化，“學大慶”也被抹除：“只抓生產不抓管理，騙來騙去，害了自己！ ”75改動后的第三句變得莫名其妙，除了表達抽象的怨氣，沒有實質的含義。

通過并置不同時期、不同版本的修改痕跡，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時代意識形態(tài)的變遷，加粗的“鞍鋼憲法”與反復出現(xiàn)的“大慶經驗”在新的現(xiàn)代性規(guī)劃中已經沒有了容身之地。“大字報”曾經是毛澤東時代發(fā)揚社會主義民主的主要形式之一。在理論上，“大字報”提供了領導者和群眾之間進行溝通和交流的平臺，既可以調動群眾的主動性和責任感，也可以克服領導者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促進干部與群眾合心合力，實現(xiàn)民主與集中的統(tǒng)一。《機電局長的一天》里的霍大道看了工人的大字報后，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群眾是最亮的鏡子，領導只有到群眾中去，才能認清自己。我看這個廠的黨委應該開門整風，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這個動力，端正辦企業(yè)路線。同時，也只有讓群眾能向領導說真心話，而領導又聽得到，聽得進，積極性才能調動起來……76

這段話肯定了大字報具有溝通干群關系的重要意義，而且大字報具有“真”的屬性，反映的是真問題。領導如果可以深入及時地認識到真問題，勢必會大大促進生產發(fā)展。關于生產建設中的干群關系，梁漱溟曾總結說群眾是直接生產者，干部是直接領導者，群眾容易從當時當?shù)亍⒍唐诶婧妥陨砝婵紤]問題，而干部更加關注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容易忽略群眾的具體要求和切身要求。破除集中與民主、干部與群眾之間的矛盾的唯一途徑是“時時要發(fā)動群眾整風，堅決貫徹社會主義民主”77。小說里，霍大道將廠黨委會搬到了大字報跟前，要求礦機廠的干部將大字報抄寫下來，就地研究解決方案。抄完大字報，黨委立即研究出了三條決議。

一、把工業(yè)學大慶先進單位的經驗立即打印，發(fā)給職工每人一份。二、今天下班后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宣讀這張大字報，然后黨委做檢查。三、黨委開門整風，發(fā)動群眾提意見，揭矛盾，加強企業(yè)管理。78（《人民文學》1976年版）

一、把工業(yè)學大慶先進單位的經驗立即打印，發(fā)給職工每人一份。二、今天下班后召開全廠職工大會，黨委做檢查，主要先檢查六月份不抓企業(yè)管理以及七月份私改局計劃的錯誤。三、黨委開門整風，發(fā)動群眾提意見，揭矛盾，加強企業(yè)管理，建立健全規(guī)章制度。79（《人民文學》編輯部選本1981年版）

一、把局黨委對礦機廠的批評立即打印，發(fā)給職工每人一份。二、今天下班后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宣布這份布告，然后黨委做檢查。主要檢查六月份片面追求產值，不抓企業(yè)管理以及七月份私改局計劃的錯誤。三、黨委開門整風，發(fā)動群眾提意見，揭矛盾，加強企業(yè)管理，建立健全規(guī)章制度。80（《蔣子龍文集》2013年版）

至于這些決議如何落實、落實的結果如何、工人對結果是否滿意等諸多現(xiàn)實展開的環(huán)節(jié)在小說中則絲毫沒有涉及。道理很簡單，這一情節(jié)的設置是為了論證霍大道的英明領導，而不是為了展現(xiàn)群眾的實質性參與。不同時期的版本對比，呈現(xiàn)出參與通道的壓縮以及規(guī)章制度重要性的提升。這導致小說呈現(xiàn)出一個悖論：霍大道使用自己的權力要求全體干部抄寫大字報，而非干部自動自覺地走群眾路線。民主的實現(xiàn)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仰賴于領導者的意志。霍大道自認為是在依靠群眾辦廠，遵循了“鞍鋼憲法”的精神。但徐進亭對他的批評卻點破天機：“你決定了就干唄！”81

不過，霍大道并未完全脫離群眾路線的理論設想，還在以自己的方式支持著意見的流通、交互與辯論。小說花了很大的篇幅描寫霍大道主持會議的情景。他在開會時首先傾聽各方意見，讓各方把悶氣透出來，然后再分別把人心理順，最終促成各個單位之間的協(xié)調合作。但到了后續(xù)鐵腕領導喬光樸那里，工作上的“獨斷”作風就更加嚴重，以至被人批評喬光樸在搞“夫妻店”。《開拓者》里的老干部車篷寬在給年輕的團委書記鳳兆麗的回信中寫道：“為了了解在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各種人的思想、愿望、情緒、觀點，我們應當有一套能夠迅速地收集群眾反映的方法。這樣，領導機關在制定一些政策或采取這些措施時，就更有針對性。”82在他看來，思想政治科學化的表現(xiàn)在于可以迅速收集群眾的意見，以便更有針對性地制定政策。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體被騰換了，更重要的是，思想政治工作變?yōu)榱恕皩I(yè)”，政治也難逃專業(yè)分工的現(xiàn)代命運。由是，人民群眾處于被分析和研究的客體狀態(tài)，與群眾路線培育的主體參與狀態(tài)相比，可謂云泥之別。以科學之名，群眾路線逐步異化和變形。83

《喬廠長后傳》里鐵健家的空間格局更為形象地呈現(xiàn)出“文革”后的干部與群眾之間的空間—情感距離。市經濟委員會主任鐵健因為身兼要職，每天都有許多老鄉(xiāng)親戚和基層干部去他家里找他托關系。霍大道和喬光樸去鐵健家中找他，結果看到了驚人的一幕。

跨進一拉溜三間大屋子，屋里的情景把這二位驚住了。中間的屋里生著大爐子，鐵健的老伴圍著大鍋煮面條，有幾個農村打扮的男人給她當下手，有的拿笊籬，有的端瓷盆，在她的四周團團轉。有的稱她大姨，有的叫她大娘，有的喊她嫂子。西屋象鄉(xiāng)下客店一樣，搭著通鋪，鋪上擺個小桌，桌上放著一盆黑乎乎的炸醬。六七條農村來的漢子，有的蹲在炕上，有的站在地上，一人手里端著一個大海碗，狼吞虎咽地吃著炸醬面。他們都是和鐵健多少沾點親帶點故的。他們都想通過鐵健這個門路給自己的社辦工廠搞點材料和設備，給大隊搞點拖拉機化肥之類的東西……東屋里坐著幾位市里人。他們過去是經委或經委下屬單位的干部，要求鐵健給落實政策，解決工作和房子問題，也是苦于見不到鐵健，不得不在他家里硬等。84

中間的屋子是親戚，西屋是農村社隊企業(yè)的聯(lián)絡員，東屋是城市干部。這些人雖屬社會不同階層，但都同樣見不到鐵健。只有局長霍大道和廠長喬光樸才有資格進入鐵健家的里屋。

這里安靜、優(yōu)雅，屋里的陳設帶著一種西方色彩。幾個穿著俏麗的姑娘，嗑著瓜子，守著一臺菲力普錄音機，正欣賞著外國歌曲。她們對生人闖進這間屋子非常反感。85

里屋是鐵健和家人的私人空間，也是家庭空間中最核心的部分。這里帶著鮮明的“西方色彩”，老干部的子女在欣賞外國歌曲，這個小細節(jié)的設置可謂四兩撥千斤。不過即便進入家庭私密空間，他們也沒能見到鐵健。鐵健的女兒鐵華指點他們，可以等到晚上市委小禮堂放映內部電影時去找他，而且要等到禮堂一關燈，電影準備上映時再去休息室堵他。果然，他們照這樣的辦法才找到鐵健。從外面的三間屋子到里屋再到市委小禮堂，空間的距離隱喻了干部與群眾的距離。

在此可以引入同一時期發(fā)表的韋君宜的短篇小說《告狀》進行參照。《喬廠長后傳》中的“尋找鐵健”之旅只是在領導階層內部的上下級之間展開，而《告狀》則是青年工人尋找領導告狀的故事。《告狀》的主人公是青年技術員羅懷新。他對自己所在的化纖二廠以次充好的欺瞞行為非常不滿，但由于局里的主管處長是方廠長的熟人，一時間告狀無門。情急之下，他想起動用父親老羅的關系。老羅是輕紡專家，與現(xiàn)任市委工業(yè)書記李叔叔在“文革”后期交情甚篤。因此，他決定向李叔叔告狀。老羅支持兒子告狀，但媳婦于萍卻十分擔憂：“人家又沒整你，你去告這個與自己無干的狀，告完了，打擊一定落在你頭上。”86面對家人的分歧，羅懷新也在心里打鼓，他最終想到一個折中的方案——狀還是要告，不過要注意方式，說明自己只是提供基層的麻雀供領導解剖，而且是匿名的。隔天晚上，羅懷新借著吃飯的機會，開門見山地向李叔叔說明了化纖二廠的造假行為。李叔叔聽后十分生氣，立即責成紡織局王處長對化纖二廠進行調查，前前后后共花了二十分鐘，連文件材料都沒有看一眼就投入到別的工作中了。對于化纖二廠開展調查的唯一變化就是——“方廠長見面突然不理他（羅懷新）了”。方廠長打擊羅懷新的手段之一，是在全廠“向四化進軍動員大會”上曝光羅懷新告狀一事。羅懷新告狀是為了確保國家利益，但未曾想與集體利益（獎金、榮譽）發(fā)生了沖突。廠黨委書記指出，他這是破壞集體團結，惹惱了方廠長，所以下次入黨名單里沒有他了。羅懷新陷入痛苦之中：難道工人不能再向生產提意見了嗎？

《告狀》提供了“國家-集體-個人”三方角力的具體情境。其中，集體利益與國家利益存在沖突，而集體利益卻與個人利益高度一致。相關的社會學研究也說明了同樣的情況：“國家的工業(yè)化和現(xiàn)代化同直接生產者經驗生活的需要的矛盾在于，如果不能達到國家的生產指標，單位便無法獲得獎金，職工整年的努力勞動都會付諸東流，人們‘生產漲一寸，福利漲一分’的愿望不會實現(xiàn)。企業(yè)整體地位若因此下滑，從上級部門獲取資源將更為困難。這樣，TY廠使用以下弄虛作假、欺上瞞下和投機取巧的策略”，“所以工人也參與其中，寧愿弄虛作假，沒做完報做完”。87而集體是個人時時身處其中的環(huán)境，因此，挑戰(zhàn)集體利益，將會給自己制造很多麻煩。羅懷新秉持“公理”告狀的結果，就是被集體疏離且喪失入黨資格。

《告狀》還提示了這樣的信息，即入黨資格的獲取，與個人對集體 / 領導的效忠程度有關。華爾德在《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tǒng)主義——中國工業(yè)中的工作環(huán)境和權力結構》里指出：“早期自愿的追隨者所具備的共同追求在后來的情況下卻變成了等級體系中的獎勵制度的目標。中國共產黨在試圖將整個社會納入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軌道的同時，也就從最根本之處敗壞了意識形態(tài)紐帶原有的意義。”88入黨本來是提升無產階級覺悟，參與社會主義政治的途徑，卻由于與個人前途和領導權力緊密捆綁，變成敗壞社會主義政治的計算游戲。如此下去，工人積極參與管理，真誠地提出批評意見，將會被視為挑釁單位共同體的利益，為此也將犧牲部分個人利益。如此一來，工人參與管理的動力與渠道將不復存在。而且，即使可以通過“走后門”告狀，領導干部的處理方式也是向下追責，而各級官僚之間的相互調和自然會將問題抹平。真正的問題雖然繼續(xù)存在，但卻已經走完了解決問題的流程。小說里化纖二廠接受了調查并承諾進行整改，就意味著弄虛作假的問題在形式上被解決了。

通過考察具體的權力關系場域，就會發(fā)現(xiàn)民主管理的實現(xiàn)需要“制度-文化-經濟基礎”的全方位支撐，否則就將淪為形式。有許多論者發(fā)現(xiàn)，蔣子龍工業(yè)題材小說中的青年工人形象幾乎都是負面的（比如《喬廠長上任記》里的杜兵），但并沒有追問這一現(xiàn)象發(fā)生的原因。為何青年工人一代會發(fā)生如此大的變化？《告狀》從一個側面回答了這個問題。上下自由溝通的民主管理通道庶幾關閉，既然已經完全成為被管理的對象，那么就應當適應新的游戲規(guī)則，多為自己打算，即使采取不正確的手段。蔣子龍擔任車間主任后，就陷入“人心大變”的管理難題之中。

我攢足了力氣真想好好干點事，而且車間的生產訂單積壓很多，正可大展手腳。可待我塌下腰真想干事了，發(fā)現(xiàn)哪兒都不對勁兒，有圖紙沒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找齊，拉開架勢要大干了，機器設備年久失修，到處是毛病。等把設備又修好了，人又不給使喚，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人心真像改朝換代一般，人還是那些人但心氣不一樣了，說話的味道變了，對待工作的態(tài)度變了。待你磨破了嘴皮子、連哄帶勸地把人調度順了，規(guī)章制度又不給你坐勁，上邊不給你坐勁……我感到自己像是天天在“救火”，常常要晝夜連軸轉回不了家，熬得最長的一次是七天七夜，身心俱疲，甚至還不如蹲牛棚。89

那么，解決問題的辦法是繼續(xù)學習管理科學，加強科學管理呢？還是應當進入具體情境剖析人事的情理呢？在當時的情勢中，人們樂觀地相信一定是因為之前的企業(yè)管理政治色彩太濃，太強調人的意志，因而不夠尊重客觀規(guī)律，才會導致離心離德的狀態(tài)。因此，加大管理的強度，加強學習西方管理經驗的力度，成為不二之選。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時代探索高度集中與高度民主兩相兼顧的曲折探索就變得難以理解了。

在毛澤東時代，管理的問題，主要就是人的問題。如果可以有效地安頓群眾的身心，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工作效果就會截然不同。不過理解和安頓身心，不是原理和觀念層面的事情，必須在動態(tài)發(fā)展的現(xiàn)實中加以落實，而這才是真正的困難所在。后來的歷史確實證明，在正確的理念下，不得法的領導大量存在。這些失敗的記憶與后果，促使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企業(yè)管理一味追捧管理科學，卻停止了對民主管理的繼續(xù)探索。當時的論者已經注意到：“可以這樣說，要辦好我們的社會主義企業(yè)，搞好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也仍然需要‘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對這兩位‘先生’，我們決不能厚此薄彼。只有把二者的作用都充分發(fā)揮起來，我們的新長征才能走得快。”90但民主探索與現(xiàn)代化建設高速度、高效率的追求之間的內在矛盾，決定了“賽先生”和“德先生”并沒能在轉型中和諧同行。社會主義企業(yè)管理的方案，還有待后來人繼續(xù)探索。

結語 “老干部”敘事的背面：“老工人”退場

本文開篇論及，蔣子龍對于“改革文學之父”的美譽頗多推辭。那么，他的自我定位到底是什么呢？時年六十九歲的蔣子龍曾在文中寫道：“我現(xiàn)在常常集‘三老’于一身：‘老工人’、‘老兵’、‘老作家’。唯‘老作家’擔不起，我以為作家能稱‘老’，不是光靠熬歲數(shù)，成就最主要。‘老兵’則可以認領——1960年的兵，還不算老嗎？至于‘老工人’一銜，領之泰然，且欣欣然。”91根據(jù)這則自述，他最根本的自我認同是“老工人”。不過悖謬的是，蔣子龍最為人熟知且成就最大的作品卻是上文所論述的以“老干部”（管理層）為視角的小說。難道蔣子龍一旦切換到作家身份，就會忘掉現(xiàn)實中的自我認同嗎？

為了解開這一謎團，有必要更全面地把握蔣子龍的工業(yè)題材作品，而這也是本文之所以要“綜論”的原因。由是，一篇頗具意味的作品浮出水面。蔣子龍的短篇小說《晚年》與《喬廠長上任記》幾乎同一時間發(fā)表，但在影響力和知名度上卻遠遠不及后者。如果說《喬廠長上任記》呈現(xiàn)的是“老廠長的上任”，那么《晚年》展示的則是“老工人的退休”。一進一退，乃是社會階層結構的重組變遷。《晚年》講述了老工人張玉田晚年不被青年工人和車間領導理解，直至被迫退休的故事。張玉田對于手藝的精益求精，對于工作不差毫厘的認真負責，對于工廠唇齒相依的深厚感情，在新時代的語境中顯得那么不合時宜。兒子為了繼承父親的工作，甚至不惜以“墮落”相要挾。張玉田的離廠，終是宿命。老工人“退休”，寓意著一代人的退場。張玉田被迫退休后，生了一個月的病。“張玉田得的是什么病呢？醫(yī)生說是氣血虧，要靜養(yǎng)，多吃補藥。老人自己心里可明白，他不是氣血虧，而是精神虧，思想空了。希望是人的精神支柱，沒有希望了還怎么活下去？對于他既沒有現(xiàn)在，也沒有未來，只有屬于老年的過去。”92老廠長變身“闖將”的時刻，也是老工人步入遲暮的起點。

工廠不僅是張玉田的工作場所，也是他付出過青春與熱血的地方。三十年兢兢業(yè)業(yè)的工作，讓他收獲了尊嚴與價值。當他得知曾經的徒弟、如今的車間書記田福喜以為他遲遲不肯退休，是擔心退休工資比上班工資低時，他感到受了侮辱。而他退休后唯一的遺憾就是沒能入黨。他根本不明白自己沒能入黨是因為田福喜忌憚他的資歷，擔心自己仕途升遷中遇到對手，而是發(fā)自內心地認為自己距離黨員的標準還遠。張玉田后來因為偶然撞見工廠黨委張書記，并受到張書記的褒揚，田福喜才忙不迭地批準他入黨。當田福喜盤算著如何切斷張書記和黨員張玉田的關系時，張玉田卻在入黨的當晚徹夜難眠。

這一晚上，張玉田失眠了，但這不是由于愁苦和憋悶；而是一幕一幕地回顧過去，他嚴肅認真地檢查了自己的一生。

第二天早晨起來，老伴發(fā)現(xiàn)他的枕頭濕了一片。93

時代運轉邏輯的轉化悄然發(fā)生。田福喜作為工廠的基層領導，所有工作只對上級負責，并且只知苦心經營個人前途；張玉田作為他的師傅卻自始至終地愛黨、愛廠，不斷地自我批評與反思以期達到符合工廠發(fā)展的個人狀態(tài)。但后者卻被如此輕易地否定、貶低與拋棄了。可以說，張玉田式的工作狀態(tài)、精神狀態(tài)與生命狀態(tài)的消逝，為所謂的“管理科學”與“規(guī)章制度”留出了空間。《晚年》被遺忘的命運，也為《喬廠長上任記》的經典化留出了“干凈”的歷史起點。而在此合而觀之，才有可能更為接近起源時刻的實際狀態(tài)。

綜上所述，本文嘗試歷史化、總體性地剖析蔣子龍1975—1982年間的工業(yè)題材小說，意在實現(xiàn)三重推進：其一，突破關于“改革文學”的定型化敘述，更準確地理解這些作品的實際意涵，并以此為入口探索20世紀七八十年代文學的基本特征，包括“典型人物”的重塑、創(chuàng)作者的身份認同與創(chuàng)作訴求、作為思想實踐與知識形態(tài)的文學書寫、社會主義現(xiàn)代大工業(yè)的文學表現(xiàn)方式等，以期為其時文學與現(xiàn)實的互動作出更具體的說明。其二，本文的細讀使得這批工業(yè)題材小說的價值不限于提供了“開拓者”家族的群像，而是深度呈現(xiàn)了社會主義文化傳統(tǒng)、經驗與現(xiàn)代西方科學話語之間的復雜張力。這些文本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角力場，體現(xiàn)出蘇聯(lián)與“十七年”經驗、社會主義激進經驗、現(xiàn)代管理學、關系學、清官想象、投機主義的彼此交織，彰顯出過渡時期重新確立管理方式的難度。其中的弊端也反過來深刻影響了包括文學在內的整個社會人文精神的發(fā)展。其三，通過強調“綜論”，盡量占有全部的文本經驗，以期在大量重復的名篇名作研究之外，恢復更具整全性的文學世界。在“老廠長”復出的另一面，打撈與補足“老工人”退場的脈絡，不僅體現(xiàn)出當時文學的“社會檔案”性質，更體現(xiàn)出作品的溫度與情感深度。而這正是文學不同于一般歷史材料的可貴之處。也許，只有在如上這些向度的探索中，曾經躍動的生命才可能得到應有的尊重，曾經走過的道路才可能真正被反思，而曾經的書寫也才能煥發(fā)出屬于當下的價值。

注釋：

①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頁。

②蔣子龍：《“重返工業(yè)題材”雜議——答陳國凱》，《蔣子龍文學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頁。此文是為了回應陳國凱于1989年3月17日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的公開信《重新開始吧！——致蔣子龍》。

③蔣子龍：《“重返工業(yè)題材”雜議——答陳國凱》，《蔣子龍文學回憶錄》，廣東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59頁。

④蔣子龍曾回憶調入作協(xié)非他本愿：“后來市里下令，以主持常務工作為由，‘強行’將我調入作家協(xié)會——雖然市委宣傳部的領導征求我意見時被我拒絕過。” 蔣子龍：《自豪與悲情：一個老工人的述說》，《同舟共進》2010年第8期。

⑤ 15 16 36 89蔣子龍、李云、王彧：《當代文學的“現(xiàn)實主義敘事”，正等待著一次突破》，《蔣子龍文學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1、184、184—185、189、188頁。

⑥“文革”期間蔣子龍公開發(fā)表的作品還有《三個起重工》（《天津文藝》1972年第1期）、《弧光燦爛》（《天津文藝》1973年第1期）、《壓力》（《天津文藝》1974年1月號）、《春雷》（《天津文藝》1974年第3期）、《時間的主人》（《人民日報》1975年4月29日）、《勢如破竹》（《天津文藝》1975年第3期）、《前鋒》（《光明日報》1975年6月15日）、《渤海雄姿》（《天津日報》1975年9月26日）、《力量源泉》（《天津文藝》1975年第5期）、《李戰(zhàn)斗的故事》（《光明日報》1976年3月7日）、《鐵锨傳》（《人民文學》1976年第4期）等。這些作品都以描述階級斗爭為主線，且大都發(fā)在天津地方雜志上。相比之下，以發(fā)展生產為主線的《機電局長的一天》引起的爭議最大，也最有影響力，因而無疑是改變蔣子龍創(chuàng)作生涯的重要作品。

⑦ 比如於可訓認為：“1979 年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的發(fā)表，又被時人指認為一股新的‘改革文學’潮流興起的標志。事實上，這部作品無論是就其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還是就其主要情節(jié)所呈現(xiàn)的矛盾沖突而言，都與作者在 1976 年初發(fā)表的一篇反映企業(yè)‘整頓’的《機電局長的一天》有直接的淵源關系，仍然是在暴露‘文革’的‘傷痕’和對‘傷痕’實施藥石的療效（或曰對‘文革’遺留問題進行大刀闊斧的‘整頓’）。”於可訓：《論八十年代文學的若干敘述視角》，《文學評論》2000年第5期。黃發(fā)有的《“改革文學”：老問題與新情況》（《天涯》2008年第5期）也持相同觀點。

⑧ 李楊：《工業(yè)題材、工業(yè)主義與“社會主義現(xiàn)代性”》，《文學評論》2010年第6期。

⑨ 徐慶全的《〈喬廠長上任記〉風波及其背后——從兩封未刊信說起》（《讀書文摘》2010年第9期）一文對兩極評價給出了充分的材料支撐與合理的解釋，此處不再贅述。

⑩ 11 參見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341、342頁。

12文學評論編輯部：《對小說〈喬廠長上任記〉的反應》，《文學研究動態(tài)》1979年第19期。參見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346頁。之后主流文學界對蔣子龍的支持力度絲毫不減，1979—1985年全國六次短篇小說評獎，他三次獲獎并兩次奪冠，三屆中篇小說評獎也次次高中。

13 行人：《壯哉斯人！壯哉斯文！——略論蔣子龍的“改革題材”小說》，《文藝評論》1985年第5期。圍繞《喬廠長上任記》展開的爭論，還可參見徐勇《“改革”意識形態(tài)的起源及其困境——對〈喬廠長上任記〉爭論的考察》，《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6期。

14 蔣子龍：《小說是作家更深刻的自白》，《蔣子龍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頁。

17 林彪事件之后，老干部開始陸續(xù)復出，不過“四人幫”還把握著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主動權。“四人幫”與鄧小平等“老干部”的角力至1975年已進入“你死我活”的狀態(tài)。此時正面描寫“老干部”雖有著較強的輿論基礎與群眾基礎，但確實還存在相當?shù)娘L險。《機電局長的一天》發(fā)表之后，便引發(fā)了對《人民文學》和蔣子龍個人的批判。蔣子龍回憶說正因為他寫了老干部，“就理所當然地給這篇小說扣上了‘宣揚唯生產力論’、‘宣揚階級斗爭熄滅論’等七頂帽子”。參見《蔣子龍自述》，大象出版社2020年版，第105頁。關于這場風波的詳細過程，參見吳俊《環(huán)繞文學的政治博弈——〈機電局長的一天〉風波始末》，《當代作家評論》2004年第6期。

18 91蔣子龍：《自卑與豪情：一個老工人的述說》，《同舟共進》2010年第8期。

19“如果仔細考察十一屆中央委員的情況，則更可以看清老同志在粉碎‘四人幫’后的總體地位。在全部201位中央委員中，只有邢燕子、朱光亞、林麗韞、寶日勒岱等19人是新中國建立后入黨的。”程美東：《1976—1978中國社會的演化——兼論華國鋒時期政治環(huán)境的變動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學習與探索》2008年第6期。

20 參見蔣子龍《大地和天空》，《蔣子龍選集》（第4卷），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418頁。

21《前言》，參見《蔣子龍代表作》，張志英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頁。

22 蔣子龍的中篇小說《開拓者》（《十月》1980年第6期）里就已經開始抨擊領導隊伍的老化問題，另一代表作《赤橙黃綠青藍紫》（《當代》1981年第4期）則講述了青年干部解凈的成長故事。領導干部的年輕化是大勢所趨，不過他們也是在老干部的權力格局和路線觀念的基礎上繼續(xù)開展工作的。

23 71蔣子龍：《寫給廠長同志們》，《新港》1979年第10期。

24涂光群、張書群：《我和〈喬廠長上任記〉及其它》，《長城》2012年第3期。

25蔣子龍：《小說雜談》，《蔣子龍選集》（第4卷），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378—379頁。

26李懷印在國企研究中提出了“厚層理性和厚層描述”的研究方法。他認為理解國企職工的行為選擇時不能完全從“經濟主義”（無視群體利益和規(guī)則，只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設出發(fā)，而應當將他們的行為規(guī)則視為“一種‘受約束的抉擇’（choice within constraints），其所體現(xiàn)的理性，屬于‘情境制約的理性’（context-boundrationality）。如果說傳統(tǒng)的理性抉擇概念體現(xiàn)出的是一種‘薄層’（thin）理性的話，后一種則是‘厚層’（thick）理性，是根植于當?shù)氐纳鐣幕寥馈⑹芟抻谔囟ㄖ贫惹榫车睦硇浴薄＠顟延　ⅫS英偉、狄金華：《回首“主人翁”時代——改革前三十年國營企業(yè)內部的身份認同、制度約束與勞動效率》，《開放時代》2015年第3期。在這個意義上，蔣子龍的小說較為成功地呈現(xiàn)出了當時的“語境”（context），其人物的現(xiàn)實性與真實性體現(xiàn)在他們的行為受到“厚層”（thick）理性的制約。有效的文學敘事與有效的社會研究具有高度的共通性。

27蔣子龍：《跟上生活前進的腳步——創(chuàng)作筆記》，《蔣子龍選集》（第4卷），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355—356頁。

28新中國成立后就已經出現(xiàn)了鼓動老干部撰寫革命回憶錄的呼吁，《文藝報》1958年第21期就曾推出“革命回憶錄”專輯。程光煒《文學的“超克”——再論

蔣子龍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一文也對回憶錄有所討論，參見程光煒編《七十年代小說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3頁。黃平《〈機電局長的一天〉〈喬廠長上任記〉與新時期的“管理”問題——再論新時期文學的起源》（《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5期）對此也有討論。

29 30 38 76 78 81蔣子龍：《機電局長的一天》，《人民文學》1976年第1期。

31 32 43 51 55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人民文學》1979年第7期。

33“按經濟規(guī)律辦事”乃是時代主流意識之一。蔣子龍所在的天津重型機器廠廠史里也寫道：“實踐告訴我們：要加強領導班子的建設，建立現(xiàn)代化管理的觀念，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從‘經驗’和‘苦干’走向科學。改變那種憑經驗、憑上級指示、憑紅頭文件辦事的傳統(tǒng)作法。早在一九一八年列寧就講過：‘要管理就要內行，就要精通生產的一切條件。就要懂得高度的生產技術，就要有一定的科學修養(yǎng)。’現(xiàn)在，就我們所處的條件來說，在革命化的前提下領導干部的知識化已經成了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課題。”《天津重型機器廠廠史》編寫組：《天津重型機器廠廠史（1958—1983）》，內部發(fā)行，1985年版，第68頁。

34蔣子龍：《弧光》，《蔣子龍中篇小說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1頁。

35蔣子龍：《喬廠長后傳》，《人民文學》1980年第2期。

37 82蔣子龍：《開拓者》，《十月》1980年第6期。

39 48 49蔣子龍：《拜年》，《人民文學》1982年第3期。

40參見閻綱《序》，《蔣子龍中篇小說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1[美]哈里?布雷弗曼 ：《勞動與壟斷資本——二十世紀中勞動的退化》，方生等譯，商務印書館 1978年版，第 45 頁。

42 77梁漱溟：《人類創(chuàng)造力的大發(fā)揮大表現(xiàn)——試說明建國十年一切建設突飛猛進的由來》，《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3、475頁。

44梁漱溟曾描述過社會主義制度應當做到的對人的安頓狀態(tài)：“這種制度使得各個人再沒有什么身家問題的牽掛，是那些資本社會中的人所設想不到的。你不必怕失業(yè)挨餓，不必怕染病受傷，不必怕年老無靠，亦不用慮及身后的喪葬，連你那老親的喪葬之費都給安排下了……總之，把你的身家安頓在集體中，與集體打成一片。此時為公即所以為私，為私即必要為公，不復是兩回事。”梁漱溟：《人類創(chuàng)造力的大發(fā)揮大表現(xiàn)——試說明建國十年一切建設突飛猛進的由來》，《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6頁。金鳳池“施恩”的做法與社會主義的“安頓”表面相似，但區(qū)別在于金鳳池的做法是以公家權力謀取個人威望，其目的并非為了將個人更好地組織進集體。

45 46 47蔣子龍：《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新港》1980年第5期。

50劉躍進：《10年改革中價值觀的10個轉變》，《工人日報》1988年12月9日。

52 53 54蔣子龍：《狼酒》，《中國青年報》1980年9月20日。

56 57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的生活賬》，《蔣子龍選集》（第4卷），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312頁。

58張鍥、陳桂棣：《主人》，《當代》1984年第3期。

59李新宇：《改革者形象塑造的危機》，《當代文藝思潮》1986年第6期。

60參見金國華、鄭朝暉《“清官意識”：審察、反思與批判——從〈喬廠長上任記〉〈新星〉談起》，《小說評論》1988年第3期。

61司馬真：《包公地位上升的反思》，《新觀察》1987年第18期。

62建國：《發(fā)表〈衰與榮〉后的柯云路》，《文藝報》1988年第5期。

63蘇奎：《“清官”“鐵腕”與改革小說》，《文藝評論》2016年第1期。

64黃平：《〈機電局長的一天〉〈喬廠長上任記〉與新時期的“管理”問題——再論新時期文學的起源》，《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5期。

65 69[蘇]列寧：《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列寧全集》（第34卷），中央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0、161頁。

66 67 中國工商行政管理代表團編《美國怎樣培養(yǎng)企業(yè)管理人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6—17頁。

68[蘇]列寧：《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列寧全集》（第34卷），中央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180頁。加粗效果為原文所有。

70[法]夏爾?貝特蘭：《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yè)組織——管理以及勞動分工的變革》，中國工人研究網(wǎng)編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頁。

72毛華鶴：《反思“工業(yè)學大慶”》，《炎黃春秋》2013年第5期。

73蔣子龍：《機電局長的一天》，《人民文學》1976年第1期。加粗字體為原文所有。

74 79人民文學編輯部：《短篇小說選》（6），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74、577—578頁。

75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蔣子龍文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頁。

80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蔣子龍文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頁。著重號為筆者自加。

83關于群眾路線的研究，參見賀照田《群眾路線的浮沉——理解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一個重要視角》，《二十一世紀》2018年第12期。

84 85蔣子龍：《喬廠長后傳》，《人民文學》1980年第2期。加粗效果為筆者自加。

86韋君宜：《告狀》，《老干部別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4頁。

87賈文娟：《從熱情勞動到弄虛作假：“大躍進”前后日常生產中的國家控制與基層實踐——以對廣州市TY廠的考察為例（1956—1965）》，《開放時代》2012年第10期。

88[美]華爾德：《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tǒng)主義——中國工業(yè)中的工作環(huán)境和權力結構》，龔小夏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頁。

90林丕：《企業(yè)民主管理芻議》，《群眾論叢》1980年第1期。

92 93蔣子龍：《晚年》，《新港》1979年第8期。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 

 

 

[網(wǎng)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