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法國著名導演讓-呂克·戈達爾（Jean-Luc Godard）在瑞士與世長辭。戈達爾的逝世，為法國新浪潮電影畫上句點。在公眾印象里，戈達爾堪稱電影的代名詞，憑《精疲力盡》《狂人皮埃羅》《蔑視》《芳名卡門》等作品獨步影壇。但對戈達爾自己而言，他的一切開始于書籍，而不是電影。他對安德烈·紀德的《人間食糧》記憶猶深，那是他14歲時的生日禮物。從中，戈達爾發(fā)現(xiàn)了文學的世界。

閱讀譜系

戈達爾出生在上流云集的巴黎第七區(qū)，父親是一位醫(yī)生，擁有英法兩國文憑，曾在英國皇家醫(yī)學院任職，母親是法國知名銀行家朱利安·莫諾的女兒。朱利安作為巴黎銀行的創(chuàng)始人，與保爾·瓦雷里和紀德都過從甚密，并通過瓦雷里的關系結識里爾克。戈達爾的外祖父擁有瓦雷里的所有書，甚至把書房命名為“瓦雷里紀念館”(valerianum)，用來收集詩人的著作和信件。據(jù)說，在祖父母的結婚周年紀念日上，戈達爾要背誦瓦雷里的代表作《海濱墓園》。1945年瓦雷里去世后，朱利安被指定為瓦雷里的文學遺產(chǎn)執(zhí)行人。

安德烈·紀德

戈達爾的家庭屬于新教，用戈達爾自己的話說“家教很嚴”，閱讀書目受到嚴格限制，譬如像《飄》和莫泊桑的小說，他小時候是看不到的。不過，上流家庭良好的閱讀氛圍仍然給戈達爾深刻的影響。他在采訪中回憶說，他的母親閱讀廣泛，對他在文學方面的影響比父親更大。而父親培養(yǎng)了他對德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喜愛。因為父親的關系，戈達爾閱讀了羅伯特·穆齊爾、赫爾曼·布洛赫和托馬斯·曼等德語作家的作品。

E.M.齊奧朗

戈達爾尤為喜愛羅馬尼亞裔法語作家E.M.齊奧朗（Emile Michel Cioran），齊奧朗文筆簡潔、優(yōu)雅，善用斷章體文辭詮釋思想，很符合戈達爾對格言、諺語的喜好。“格言對事物作出概括，但不妨礙事物的其他發(fā)展方向。就像一個結:從任何方向打結，鞋都能綁好。它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的一條線索。”戈達爾自稱可以從各個方向閱讀齊奧朗，“他寫得很好，他能使精神改造物質。齊奧朗讓我的精神能汲取物質食糧。”

戈達爾也喜歡葡萄牙著名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齊奧朗和佩索阿兩人寫作風格類似，但在戈達爾看來佩索阿過于黑暗，而齊奧朗有助于他的生活。“這是另一種思想形式，一種有開始、中間和結束的思想。它沒有講一個故事，它是歷史的瞬間。”戈達爾認為，齊奧朗有瓦雷里式的漂亮詞句，但比瓦雷里更有野性，畢竟兩人屬于不同的時代。

安托南·阿爾托

在戈達爾的閱讀譜系里，比較重要的作家作品有安德烈·紀德（《偽幣制造者》），格雷厄姆·格林，喬治·貝爾納諾斯(Georges Bernanos，幾乎所有作品)，雅克·沙爾多訥（ Jacques Chardonne），馬塞爾·儒昂多（Marcel Jouhandeau），安德烈·馬爾羅（《電影心理學概論》《藝術心理學》《阿爾滕堡的胡桃樹》《人的境遇》）……他認為馬爾羅的《人的境遇》受到了不公平的詆毀；還有“殘酷戲劇”理論創(chuàng)始人安托南·阿爾托(Antonin Artaud)，戈達爾在法國布封中學讀書時曾陪伴紀德和另一位老作家參加阿爾托著名的“面對面”講座，給他留下深刻印象。阿爾托在講座中提到自己不懂寫作卻還要寫作，就像戈達爾后來 “不懂電影還要拍電影”，讓戈達爾對阿爾托心有戚戚然。倘若贊同布封的名言“風格即人”，自稱是寂寞夢想家的戈達爾，在所有作家里，與阿爾托更接近。

對于青春期的回憶，戈達爾首先想到的是“讀了很多書，然后就過了”。成年之后，他再也找不回紀德的作品曾經(jīng)帶給他的驚嘆。20歲時，戈達爾癡迷美國偵探小說家達希爾·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馬耳他之鷹》作者)和英國作家托馬斯?哈代，后者的《無名的裘德》是當時的超現(xiàn)實主義者介紹給他的。“很少有比重讀經(jīng)典更能使我驚嘆的事”，戈達爾說。

《冷血》中文版書影

中年以后，戈達爾對小說越發(fā)沒有興趣，他把注意力更多投注在歷史、回憶錄、科學、哲學……尤其是文學傳記上面。他似乎對作家的生平八卦很感興趣，比如他會特別注意“喬伊斯或康拉德對他們家庭的態(tài)度”。紀實文學方面，他談到過杜魯門·卡波特的《冷血》、諾曼·梅勒的《邁阿密和圍困芝加哥》等，從中可見美國文學對他的影響。戈達爾也喜歡閱讀讓-弗朗索瓦·勒維爾（Jean-Francois Revel，《和尚與哲學家》作者）的回憶錄和約翰·勒卡雷的小說，后者滿足了他對雙面間諜的喜好。不過在戈達爾看來，勒卡雷比不上他的同胞格雷厄姆·格林，格林又比不上康拉德。

對于法國當代文學，戈達爾表示僅僅“試過”。他很少去書店，但會在火車站等地的旋轉書架上購買袖珍書，從中還是發(fā)現(xiàn)過不少喜歡的作家，比如萊昂·都德（Leon Daudet，法國著名作家阿爾豐斯·都德的兒子），亞歷山大·維亞拉特（Alexandre Vialatte，卡夫卡的第一位法語譯者），費爾南多·佩索阿等，并且只在晚上讀這些書。

小說與電影

當問到有沒有過一部偉大小說改編成偉大電影，戈達爾表示沒有見過。在戈達爾的觀念里，一本好的小說往往意味著很難改編成電影。譬如，他很早就想改編格雷厄姆·格林的《布萊頓硬糖》 (Brighton Rock)，最后還是放棄了，因為這部小說“寫得太好了，我做不到，它有很多我沒有的力量。”而當年他在改編莫拉維亞的《蔑視》時，這股力量是以小說的薄弱之處作為基礎的。

莫拉維亞

在他看來，《蔑視》并非莫拉維亞最好的作品，他之所以選擇改編《蔑視》，更多是因為制片人卡羅·龐蒂的緣故，龐蒂有實際掌控權。戈達爾更加推崇莫拉維亞的《冷漠的人》，這部處女作寫了家庭悲劇，闡釋現(xiàn)代人的冷漠，預示著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內心現(xiàn)實主義”電影的到來。

戈達爾心目中的偉大小說家，有拉法耶特夫人(Mme de La Fayette，《克萊芙王妃》作者)、巴爾扎克、司湯達、福樓拜、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托馬斯·哈代、梅瑞狄斯（《利己主義者》作者）、弗吉尼亞·伍爾夫，以及福克納一類的美國作家......他把風格作為評判偉大作家的標準，即偉大作家都有其靈魂所在。像君特·格拉斯或約翰·勒卡雷就稱不上偉大，因為這兩位只有才華。甚至于，在戈達爾的眼中，納博科夫也不是一位偉大小說家，庫布里克改編的《洛麗塔》更是一般。

瑪麗?達里厄塞克

對于影視改編，戈達爾有自己的想法，他喜歡選擇那些讓他感到興奮，同時又不是“過分好”的小說，這樣他就有充分發(fā)揮的余地。他曾買下《母豬女郎》的兩年期改編版權，這部小說是法國女作家瑪麗?達里厄塞克的處女長篇，在出版當年引起過轟動。戈達爾在讀過多遍后發(fā)現(xiàn)這部小說不僅難拍，改編成本也極高，想賣給別人，又沒人感興趣。還有一個例子是福克納的《野棕櫚》，戈達爾也想搬上銀幕，但最終因為“怕拍不好”放棄了。

在戈達爾看來，“杰作是拿來讀的，不是拿來拍電影的”。因此像《追憶似水年華》《茫茫黑夜漫游》《看得見風景的房間》等偉大小說都不適合改編成電影。實際上也是如此，改編后的電影都成為了二流電影。而一般的小說，比如錢德勒的偵探小說，則較為適合改編。“電影擺脫不了文學的束縛，但同時文學也往往意味著電影。”小說的第一人稱表述，在戈達爾看來就像是電影角色心理活動的字幕提示。“平庸的影片和低微的影片跟那些最偉大的影片永遠都屬于同一個范疇，它們都是電影。但平庸的小說跟偉大的小說在文學上的高度就不一樣了。”

文學改編實踐

戈達爾通過不斷地閱讀和觀影，找到了文學與電影之間的聯(lián)結。“當小說寫作不是很深入并深受創(chuàng)造之苦時，電影可以奪權并在不對其進行破壞的情況下用作基礎結構。”一位導演在閱讀小說時，如果腦海里有畫面浮現(xiàn)，這往往意味著他是位糟糕的電影人。戈達爾自稱閱讀小說時絕不會產(chǎn)生畫面。

電影《蔑視》劇照，曾用于戛納電影節(jié)70周年海報

戈達爾的很多電影都是從文學作品改編而來，最有名的莫過于改編自莫拉維亞同名小說的《蔑視》。蘇珊·桑塔格就認為，“戈達爾在形成敘述風格的過程中，受文學原型的影響要明顯多于受電影原型的影響。”據(jù)她分析，戈達爾喜歡選用情節(jié)豐富的故事作為影片出發(fā)點，尤其是美國的低俗小說。其中《美國制造》源自理查德·斯塔克的《看守人》，《狂人皮埃羅》源自萊昂內爾·懷特的《迷情》，《法外之徒》源自多洛雷斯·希金斯的《愚人金》……另外，《向瑪麗致敬》跟弗朗索瓦茲·多爾多((Fran?oise Dolto)的一本書有關，《永遠的莫扎特》靈感則源自《世界報》的一篇書評文章。

戈達爾也喜歡在電影中插入文學“文本”，比如《卡賓手槍》里女孩念起馬雅科夫斯基的詩歌；《隨心所欲》里有人高聲朗誦愛倫·坡的小說；《蔑視》里引用但丁、荷爾德林和布萊希特的名句；《狂人皮埃羅》里費爾南德向小女兒朗讀了艾利·福爾（élie Faure，法國文論家、藝術史家）的《藝術史》片段；《法外之徒》里英籍教師讓學生聽寫法語版《羅密歐與朱麗葉》臺詞……其他語言形式還包括對話、獨白、朗誦、演講、畫外音、問詢等等。

戈達爾與特呂弗

法國新浪潮導演不少與文學有淵源，他們首先是《電影手冊》的編輯，在雜志上撰寫影評，有些人還從事過小說創(chuàng)作，比如埃里克·侯麥。戈達爾也想過當作家，在伽利馬出版社推出第一部小說，但都沒寫完第一句——“夜幕降臨……”這當然是戲謔之詞。新浪潮導演的特點在于他們擺脫了寫作的恐懼。“我們已經(jīng)不受偉大作家的幽靈所威脅。我之前夢想過寫作，有這樣的想法但不是很認真。我又想成為一名畫家。現(xiàn)在，我拍電影。”戈達爾并不認為電影也是一種寫作形式，電影仍然是一種視覺藝術。

戈達爾對文學推崇備至，把文學稱為他的教母，“每當極力閱讀的時候，我就會找到她。”文學其實成為戈達爾的一個庇護所，深化了戈達爾對世界的觀感，帶給他一種最實驗性的思維方式。“書籍告訴了我一些活人不能告訴我的事。文學考察了世界。在這個意義上，她給我上了一堂藝術倫理課。我的良知受恩于她。”

在戈達爾看來，電影與現(xiàn)實的聯(lián)系，比不上書籍對現(xiàn)實的反映。“電影并沒有盡它的職責，沒有完成其使命。”譬如對于納粹集中營的呈現(xiàn)，《游戲規(guī)則》《大獨裁者》這類電影里雖然出現(xiàn)集中營，但并沒有把它表現(xiàn)出來，描寫集中營的書籍卻做到了。“電影使人沉浸在錯誤和滿足之中，沒什么好期待的，人們并不真正需要這些東西。他們去影院，因為可以離開住所。這讓他們不費力氣就得到了浪漫，遠次于讀格雷厄姆·格林。”

“書籍是真正的朋友，是獨一無二的。而電影只是一個思想上的同伴，得朝他走去，并通過一臺機器。書籍散布在你身邊，你可以觸摸它們，我們可以重來。在文學里，有很多過去和一點未來，但沒有現(xiàn)在。在電影中，只有正在流逝的現(xiàn)在。寫作、繪畫、思想……在藝術大家庭里，它們都是兄弟姐妹。而電影始終是個外來者，一個移民、仆人。” 在比較文學和電影的異同后，戈達爾表示。

參考文獻：

1.讓-呂克·戈達爾：“幸運的是我們有書籍和電影”，Jean-Luc Godard: "Heureusement qu'on a les livres et les films"，《快報》(L’Express)專訪，采訪人: Pierre Assouline，張鳳鳴 譯，1997.5.1

2.《激進意志的樣式》，蘇珊·桑塔格，何寧/周麗華/王磊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3.《戈達爾：七十歲藝術家的肖像》，科林·麥凱布，韓玲/張曉麗/薛妍 譯，新星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