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誰在敲門》采用第一人稱敘事，但其并未遵循限制性敘述的常規(guī)，而是以一種非限制性的第一人稱敘述方式講述，使其在表現(xiàn)細節(jié)時能夠生動逼真地呈示。其次，在敘述語言上，川東方言的適度穿插使用使得地域特色明顯，語言鮮活。再次，如果從敘述速度的角度來考量，整部《誰在敲門》實際上存在著一個逐漸加速的問題。將《誰在敲門》放在近一個時期內(nèi)的長篇小說坐標系里考察，作品是有其獨有的思想藝術(shù)魅力。

關(guān)鍵詞：羅偉章 《誰在敲門》 藝術(shù)形式

說實在話，面對著羅偉章這部看上去厚厚的字數(shù)多達63萬字的長篇小說《誰在敲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我首先產(chǎn)生的是一種企圖“逃避”閱讀的畏難情緒。盡管說在圈子里我似乎一向以不憚于閱讀大體量的長篇小說而為人所知，但在無法確證小說思想藝術(shù)價值的情況下，要想下決心啃下這樣一部大體量的“巨無霸”，還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促使我下定決心展卷閱讀《誰在敲門》的，是上海思南文學之家的文學讀書會。這個業(yè)已堅持五六年之久，在讀書界有著極好口碑的讀書會，竟然專門拿出一期，邀請羅偉章去上海，與上海的批評家程德培、黃德海一起展開對談。一方面，思南讀書會的門檻很高，一般的作家作品很難在這里“登堂入室”，另一方面，程德培與黃德海他們兩位不僅都是業(yè)界信任度極高的批評家，而且黃德海甚至還在他談話的過程中，強調(diào)《誰在敲門》是一部鄉(xiāng)土版的《紅樓夢》。正是出于以上原因的驅(qū)動，我才終于下決心翻開了這部厚度達六百多頁的長篇小說。但誰知實際的閱讀情形卻是，展卷之后，欲罷不能。雖然在閱讀的過程中，總是會被各種不期而至的雜務打斷，但內(nèi)心深處卻總是被故事情節(jié)和人物命運所牽動，總是意欲早一點知道故事和人物未來的走向。這里的一個關(guān)鍵問題是，從根本上說，《誰在敲門》并不是一部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jié)取勝的長篇小說。一部不以故事情節(jié)取勝的長篇小說，其藝術(shù)魅力當然也就只能更多地來自于作家對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畫與塑造。正因為人物形象在閱讀的過程中已經(jīng)逐漸地深入人心，所以才會牽動閱讀者的內(nèi)心世界。要害處在于，我的上述閱讀感受是真切而可靠的么？為了進一步證實這一點，在時隔數(shù)日之后，我再一次打開了這部“巨無霸”，開始了對小說的第二次閱讀。當我第二次從《誰在敲門》的世界里走出之后，我最起碼可以說，這部《誰在敲門》不僅是截至目前為止羅偉章成就最高的長篇小說，即使把它放置在近一個時期內(nèi)的長篇小說坐標系里考察，這部作品也仍然能夠以其獨有的思想藝術(shù)魅力征服廣大讀者。

《誰在敲門》的值得關(guān)注處，首先是敘述方式上的特別設(shè)定。一般來說，既然采用了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那就是限制性的。所謂限制性，是說敘述者“我”，由于受到時空局限的緣故，他只能敘述那些出現(xiàn)在自己視野中的人與事。視野之外更多的人和事，不可能進入到他的敘述過程之中。這一方面的典型例證，就是魯迅先生的短篇小說《傷逝》。雖然那個時候，并沒有出現(xiàn)所謂的敘述學理論，但魯迅先生在征用第一人稱這種敘述方式的時候，卻“無師自通”地恪守了限制性的邊界。那就是，身為第一人稱敘述者的涓生，只是在嚴格的界限內(nèi)講述自己所知道的那些人和事。對于自己根本不可能知道的情況，比如子君在和他分手后最后的死亡，涓生就是通過訪問一個“久不問候的世交”才了解到相關(guān)情形的：“‘自然，你也不能在這里了，’他聽了我托他在別處覓事之后，冷冷地說，‘但那里去呢？很難。——你那，什么呢，你的朋友罷，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我驚得沒有話。／‘真的？’我終于不自覺地問。／‘哈哈。自然真的。我家的王升的家，就和她家同村。’／‘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誰知道呢。總之是死了就是了。’／我已經(jīng)忘卻了怎樣辭別他，回到自己的寓所。我知道他是不說謊話的；子君總不會再來的了，像去年那樣。她雖是想在嚴威和冷眼中負著虛空的重擔來走所謂人生的路，也已經(jīng)不能。她的命運，已經(jīng)決定她在我所給與的真實——無愛的人間死滅了！”由于子君的死亡發(fā)生在與涓生分手之后，所以，涓生就只能夠借助于這個世交的轉(zhuǎn)述，把這一重要事件交代給讀者。然而，與諸如魯迅先生這樣嚴格遵循限制性邊界的第一人稱敘述有所不同，羅偉章的特別之處卻在于，他所征用的是一種非限制性的第一人稱敘述方式。所謂非限制性，就是指在敘述過程中，身為第一人稱敘述者的“我”，可以越界把自己視野之外的人和事統(tǒng)統(tǒng)納入到敘述過程之中。比如，第一章的第22節(jié)，集中敘述交代以廣里為核心的大姐那十多個干兒干女的故事。廣里，是李家?guī)r村一位年齡比大姐和大姐夫都要大一些的農(nóng)民。雖然年齡要大一些，但廣里卻一心一意地非得拜大姐夫和大姐為干爸干媽。由于年齡的緣故，大姐自然不肯應允。沒想到，廣里卻并不因此而氣餒，仍然通過各種辦法堅持要拜寄。尤其是，到了某一年春天的犁田季節(jié)，他竟然連夜去犁田，一直干到天亮時才回家。如此這般，一干就是一個禮拜。萬般無奈之下，大姐只好答應下來。“‘見我松了口，’有次大姐對我說，‘也不是松口，只是輕言細語叫了聲廣里，他就卟嚕嚕跑上田埂，跪下叩頭，把我叫媽。天呢……’大姐閉著眼，咬著牙，頭不停地擺，像忍著劇痛。”明明知道自己的年齡更大些，廣里卻堅持要拜寄大姐夫和大姐為干爸干媽，根本原因只在于，大姐夫身為李家?guī)r村的書記。有了干爸大姐夫在背后撐腰，廣里不僅可以從此不受村里人的欺辱，而且還可以反過來以一種盛氣凌人的方式去對待別人。以前的廣里，多年來都受著鄰居李爭社的欺負，連門前進出的必經(jīng)之路都無法正常走。自打拜了干爸干媽，廣里的腰桿就直起來了：“現(xiàn)在敢了，不僅敢，還過得昂首挺胸，挑著一擔糞，故意走得緊一步、慢一步，糞水亂了節(jié)奏，潑潑灑灑往外蕩。”如此一種情形，真可謂是，自打拜了大姐夫做干爸，廣里的日子就翻了天。當然，除了廣里這一個案，敘述者同時也還概述性地介紹了大姐其他十多位身為干兒干女的留守孩子的情況：“如今，干兒干女都已長大成人，六個考上了大學，一個當了兵，并考上了軍校，放假回來，都是拖著拉桿箱，先來大姐家，再回自己家里。”一方面，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當然可以辯稱說以上這些情形全都來自大姐的轉(zhuǎn)述，但在另一方面，即使是借助于大姐的轉(zhuǎn)述，恐怕也很難把一些相關(guān)細節(jié)做如此這般生動逼真的呈示，仿佛就如同敘述者置身于現(xiàn)場之中一樣。也因此，一種無法被否認的事實就是，在《誰在敲門》這樣一部長達63萬字的長篇小說中，的確存在著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越界現(xiàn)象。我們之所以要把羅偉章《誰在敲門》中的敘述方式定位為非限制性的第一人稱敘述方式，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其次，是對于川東方言的適度穿插使用。我們注意到，關(guān)于方言的使用，作家汪曾祺曾經(jīng)發(fā)表過這樣的一種精辟看法：“吸收別處方言的有用成分，別處方言，首先是作家的家鄉(xiāng)話。一個人最熟悉，理解最深，最能懂得其傳神妙處的，還是自己的家鄉(xiāng)話，即‘母舌’。有些地區(qū)的作家比較占便宜，比如云、貴、川的作家。云、貴、川的話屬西南官話，也算在‘北方話’之內(nèi)。這樣他們就可以用家鄉(xiāng)話寫作，既有鄉(xiāng)土氣息，又易為外方人所懂，也可以說是‘得天獨厚’。沙汀、艾蕪、何士光、周克芹都是這樣。有的名物，各地歧異甚大，我以為不必強求統(tǒng)一。比如何士光的《種包谷的老人》，如果改成《種玉米的老人》，讀者就會以為這是寫的華北的故事。有些地方語詞，只能以聲音傳情，很難望文生義，就有點麻煩。我的家鄉(xiāng)（我的家鄉(xiāng)屬蘇北官話區(qū)）把一個人穿衣服干凈、整齊、挺括，有樣子，叫做‘格掙掙的’。我在寫《受戒》時想用這個詞，躊躇了很久。后來發(fā)現(xiàn)山西話里也有這個說法，并在元曲里也發(fā)現(xiàn)‘格掙’這個詞，才放心地用了。有些地方話不屬‘北方話’，比如吳語、粵語、閩南語、閩北語，就更加麻煩了。有些不得不用，無法替代的語詞，最好加一點注解。高曉聲小說中用了‘投煞青魚’，我到現(xiàn)在還不知道這究竟是什么意思。”1由以上所引的這段文字即可以看出，作為一個杰出作家，汪曾祺先生一方面固然沒有忽略對地方方言的征用，但在另一方面，在具體使用方言的時候，他的態(tài)度卻又是非常謹慎的。或許與普通話也即“北方話”（“官話”）長期以來在現(xiàn)實生活尤其是文學創(chuàng)作者所處重要地位有關(guān)，在汪曾祺看來，其他地方方言的使用必須是有限度的，作家的態(tài)度應該是慎之又慎。之所以會是如此，關(guān)鍵在于汪曾祺充分考慮到了讀者的閱讀接受問題。盡管很難說汪曾祺的態(tài)度就是作家面對方言時唯一正確的處理方式，但如此一種節(jié)制使用方言的方式，在作家中卻可以說有著很大的代表性。具體來說，羅偉章《誰在敲門》的情況就是如此。更何況，與其他作家相比較，羅偉章的幸運處在于，身為四川作家，他天然地隸屬于汪曾祺所謂的西南官話那個范疇之內(nèi)，在方言的使用上有著某種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很大程度上，正因為作家所使用的乃是西南官話，所以，他即使使用方言，一般情況下也不需要做特別的注解說明。比如，小說開頭不久，就出現(xiàn)過這樣的敘述話語：“看在眼里的，都是冷冰冰的，他就說：‘冷啊，怕是要生過場呢？’”過場，在川東方言里，就是疾病的意思。這句話，出自剛剛從兄弟家被送到大姐家的年邁父親之口。從內(nèi)心深處來說，一向習慣于住在兄弟家里的父親，即使是過生日，時間很是短暫，也并不愿意到大姐家來。正因為出于這種本能的拒斥心理，所以進入大姐家門之后，父親的第一句話，就是恐怕要“生過場”。仔細分析，父親這句讓大姐聽了后極不舒服的話語，其實傳達了三個層面的意思。第一，父親的生日，是農(nóng)歷的四月初二，正是乍暖還寒的時節(jié)。對于如同父親這樣的年邁老人來說，覺得家里冷，乃是一種正常的感覺。第二，根據(jù)敘述者在前面的交代，“每次到大女家來，父親都要生病。他過慣了山里的日子”。也因此，父親的這句話乃是基于既往經(jīng)驗做出的一種判斷。第三，更重要的，借助于“生過場”這句話，敘述者在巧妙地傳達父親內(nèi)心里一種對大姐家的拒斥心理。比如，第一章里大姐和父親之間的幾句對話：“大姐說：‘住在我家里，硬是當坐監(jiān)。’／父親連忙否認：‘格外說！’／‘格沒格外說，你自己心里明白。’”這幾句對話中的“格外”，毫無疑問也是一個方言詞。在現(xiàn)代漢語中，“格外”一詞，要么表示超過尋常，要么表示額外與另外。但羅偉章在這里所使用的“格外”，所表達的卻并非以上兩個義項。當大姐一針見血地指明父親到了他們家便如同坐監(jiān)一般如坐針氈的時候，父親的本能反應，就是堅決予以否認。也因此，此處的“格外”說，就很顯然是你亂說，不是那么回事的意思。在這個意義層面上，“格外”的語義，自然也就是“胡亂”或者“瞎”的意思。細細想來，“格外”的這種方言語義，也還是與其本義緊密相關(guān)的。當一種事物超出了帶有規(guī)定性的“格”之后，當然就是所謂“格外”。如果做更進一步的延伸理解，因其出“格”，所以也就是“胡亂”或者“瞎”。再比如，還是在第一章里，大家談到四喜的時候：“大哥訕訕的。他受盡了兒子的苦，嘴上提起，把四喜恨成不成秧的谷種，但畢竟各肉兒各疼，不想兒子被眾人說談頭。‘談頭’這個詞，和缺點是一個意思，語氣稍重而已，‘那人有談頭’，就是指那人有缺點。這仿佛是說，有缺點的人才有談頭，沒缺點的，也就沒什么可談。原來，千百年流傳的故事，都是關(guān)于缺點的故事。”在這里，羅偉章終于按捺不住地主動跳出來做方言語詞的釋義工作了。大哥的兒子四喜，因其“死不改悔”的招搖撞騙行徑，而成為大家的談資，而被大家說談頭。雖然說一直為四喜所苦的大哥對這個不成器的兒子也總是一肚子怨言，但不管怎么說，那都是自己打斷骨頭連著筋的兒子。唯其因為如此，當眾人把四喜的招搖撞騙行徑作為話題來談論的時候，大哥才會表現(xiàn)出強烈的不滿情緒。大哥身為父親一種既恨又憐的復雜情緒，借助于這一方言語詞得到了很好的表現(xiàn)。當然，同樣饒有趣味的，是敘述者隨之而來的關(guān)于“談頭”一詞的解說與釋義。一個人有了缺點，才有了談頭，如果沒有缺點，那就沒有什么可談，認真想一想，現(xiàn)實生活中的情形也還的確如此。

接下來，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的，是羅偉章關(guān)于敘述速度的藝術(shù)處理。但在展開討論這一問題之前，我們卻需要首先了解一下作家在后記中關(guān)于章節(jié)劃分的相關(guān)說法：“成稿把小標題去掉了，是因為我不想在河上修堤壩。之所以還分了章節(jié)，完全是從閱讀習慣考慮的。”2雖然不知道作家原稿的具體情形，但根據(jù)文本推想，羅偉章的所謂“小標題”，應該是具體針對每一章而言的。去掉了小標題，但卻依然保留了七章以及每一章中的若干個小節(jié)，用羅偉章自己的話來說，其實是從俗，是考慮到了讀者閱讀習慣的結(jié)果。所謂從俗地考慮讀者的閱讀習慣，從這樣的話語中，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羅偉章的潛臺詞是，《誰在敲門》這部長篇小說甚至都可以考慮不分為七章，而只是任由敘述的河流一路毫無阻攔地奔騰向前，直至小說終結(jié)為止。事實上，只要考察一下七章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處，我們就不難發(fā)現(xiàn)，羅偉章其實所言不虛。比如，第一章結(jié)尾處，敘述者正在講述的，是父親的生日宴上接二連三地接到身在外地的兄弟姐妹及其下一代孩子們的祝福電話，第二章的開篇處，則是匆匆忙忙結(jié)束牌局后趕來參加爺爺生日宴的小蘭，熱情地和家人打招呼的情形。二者完全可以連綴起來構(gòu)成一個絲毫都不顯違和的整體。再比如，第二章的結(jié)尾處，是鬧鬧嚷嚷的父親的生日這一天終于結(jié)束了：“今天是父親的生日，再過二三十分鐘，新的一天就會敲門，父親的這個生日，就過去了。”第三章的開篇處，則是在給父親過完生日后，“我”急急忙忙地要趕到縣城去和自己的那些文友們見面聚會。如果把二者銜接起來，同樣也不會有違和感。從這個角度來說，羅偉章把整部長篇小說切割為七章，更多考慮的，恐怕的確是讀者的閱讀習慣。但請注意，也正是羅偉章這一順從閱讀習慣的章節(jié)劃分，給我們接下來的討論提供了便利條件。如果從敘述速度的角度來考量，整部《誰在敲門》實際上存在著一個逐漸加速的問題。“在這里，敘述速度是指故事中的時間跨度（以分、時、天、月、年等計量）和本文再現(xiàn)時所占的篇幅長度（以行、頁等計量）之間的關(guān)系，也即一種時—空關(guān)系。敘述中的恒定速度就是故事時間跨度和文本之間的不變比率，如一個人一生中的每一年在文本中始終都以一頁篇幅敘述。以恒定的速度為‘基準’，我們就能看出兩種變動形式：加速和減速。加速是用較短的文本篇幅描述較長一段時間的故事——同已為這一文本確定的‘基準’相比較而言，減速則相反，即用較長的文本篇幅描述較短的時間的故事。”3具體表現(xiàn)為，在小說的前半部分，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在前2/3部分，盡管故事的時間跨度較短，但卻明顯采用了減速敘述，而在故事情節(jié)的推進過程中，隨著時間跨度的不斷拉長，雖然也會有所反復，但從總體趨勢上看，卻采用了不斷加速的敘述速度。

第一章和第二章，作家一共使用164頁的篇幅集中講述為父親過生日那一天的故事。從時間的角度來看，具體起點是那一年農(nóng)歷四月初二的早一天，也即四月初一的晚飯之前。如果將父親到達大姐家的那個晚上也計算在內(nèi)，這個部分的故事時間，是整整的一天半。而這也就意味著，羅偉章用兩章164頁的篇幅，講述了一天半時間內(nèi)發(fā)生的故事。第三章一開頭，就交代“我”在完成了給父親過生日的“任務”后，要乘車去縣城，好與一幫“臭氣相投”的文友見面聚會。沒想到，就在當天，也即四月初三的晚上，在“我”興致勃勃地與一幫文友推杯換盞的時候，卻意外地獲知了父親突然發(fā)病的消息。先是大姐夫的電話，緊接著又是兄弟的短信，說父親不僅“既流口水，話也說不明”，而且也已經(jīng)被送到了鎮(zhèn)衛(wèi)生院。盡管滿心地不情愿，但“我”在經(jīng)過了一番思想斗爭后，還是起身返回了回龍鎮(zhèn)。到了這一章的結(jié)尾，則是眼看著父親的病情救治無望，各方面權(quán)衡之后，因為擔心父親死在醫(yī)院，最終還是決定出院返回老家燕兒坡。緊接著，到了第四章開篇處的第一段，敘述者就明確告訴讀者，父親這一次的確“老了”。這就是說，整個第三章，作家以差不多一百頁的篇幅敘述父親生病后在縣第三醫(yī)院接受治療的全部過程。在敘述話語中，我們進一步了解到，父親亡故的這一天，乃是四月十三。從敘述速度的角度來說，前面的兩章用164頁的篇幅講述一天半的故事，第三章用差不多一百頁的篇幅，講述父親住院那先后加起來11天內(nèi)的故事，作家的敘述速度存在著一個明顯由慢到快的過程。但到了接下來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已經(jīng)加快了的敘述速度又慢慢地減緩下來。具體來說，這兩章所集中講述的是從父親不幸去世，一直到他最后下葬期間的故事。那個階段，先后加起來一共十天時間：“劉顯文已據(jù)風水八卦、五行命理，推定出父親破土下葬的黃道吉日，是古歷四月二十二。今天才十三，不算下葬那天，父親要在家里住九天。”從篇幅的角度來說，這兩章加起來一共194頁。這就意味著，作家用差不多二百頁的篇幅，講述了十天之內(nèi)發(fā)生的故事。故事時間差不多，所用的篇幅卻可以說是第三章的二倍，這就說明作家的敘述速度又慢了下來。雖然比第三章的敘述速度慢，但如果與前面的第一、二兩章相比較，這兩章的敘述速度其實還是要快得多。

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二章中，小說中的主要人物不僅都要漸次登場，而且還都得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要做到這一點，作家就需要用較為充分的篇幅對這些人物形象展開敘述描寫，這一部分的敘述速度之所以最慢，根本原因或許正在于此。到了第三章，敘述速度之所以會突然提速加快，主要因為活動于這一部分的人物形象大多在前一部分都已經(jīng)粉墨登場，作家無須耗費更多的筆墨，再做詳細介紹。這樣一來，自然也就節(jié)省了不少篇幅。但緊接著，到了第四、五章，伴隨著父親的不幸去世，那些在遙遠的外部世界打工的子女，以及身為第三代的子女的子女便紛紛趕回來為逝者送葬。他們之所以在這個時候趕回來，而不是在父親的生日那個時候趕回來，關(guān)鍵原因在于，他們并不可能預知到父親的這個生日，竟然會是他此生的最后一個生日。正所謂世間萬事唯生死為最大，面對著這兩個節(jié)點，任何人都不能例外。羅偉章的《誰在敲門》這部聚焦于東軒縣回龍鎮(zhèn)燕兒坡許氏家族的長篇小說，之所以要把很大一部分篇幅圍繞父親的生日和葬禮來大做文章，藝術(shù)奧妙就在這里。一方面，需要使用一定的篇幅對那些外地返回者作詳盡的描寫和介紹，另一方面，也需要用相當?shù)钠聼o巨細地展示川東鄉(xiāng)村葬禮的復雜過程，所以，作家的敘述速度也就自然較之第三章而有所放慢。然而，，從第六章開始，一直到第七章小說結(jié)束為止，作家的敘述速度卻再一次驟然加快。第六章的開頭，首先交代在父親的葬禮結(jié)束后，不期然地在鄉(xiāng)間待了將近一個月的“我”，終于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地，那個闊別已久的省城。與我們的論題緊密相關(guān)的，首先是這個部分中相關(guān)時間因素的介紹。先是第五章的第23節(jié)：“新歷七月的一天，弟媳去給父親上墳。”因為古歷和新歷一般會相差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所以，新歷的七月，應該是古歷的六月，也就是父親去世差不多兩個月時間的時候。接下來的第25節(jié)末尾處，寫到大姐給“我”打電話：“大姐吩咐我，說過幾天你回來給爸爸燒百期，在市里見見那個女的。我說市里百多萬人口，哪里見去？大姐說沒事，我想辦法要到那個人的電話。”所謂的百期，就是父親去世后的第一百天。這一細節(jié)說明，這個時候距離父親去世已經(jīng)將近一百天了。到了隨后的第33節(jié)，則是：“我回省城編過一期雜志，到十月初，燕子才打電話問她大姑：‘爺爺燒百期你們上去沒得？’大姐沒好氣：‘你不回來，也沒一個電話，我們哪敢上去喲？’燕子那邊便沒聲音。”從弟媳突然給父親上墳的古歷六月，到后來的十月初，前前后后差不多四個月的時間，敘述的篇幅卻僅僅用了11節(jié)20頁的篇幅。作家的敘述速度之快，于此即可見一斑。接下來，到了第43節(jié)，作家再一次明確交代時間因素：“父親去世一年后的七月二十二（請注意，羅偉章那看似細針密線式天衣無縫的小說敘述，在這里不經(jīng)意地出現(xiàn)了一點小小的疏漏。因為父親去世的時間，其實是上一年的古歷七月十三。嚴格來說，這里的正確表述應該是‘父親下葬一年后’），日全食，那日全食從印度過來，經(jīng)西藏、四川再到長江下游，省城是上午9點11分天黑，14分天開，老家也差不多，在這三分鐘時間里，大姐夫給我打了五個電話：天黑下來了，黑得更黑了，全黑了，看見星星了，又亮了。”三分鐘時間，竟然接二連三地打五個電話，可見那個時候大姐夫和“我”聯(lián)系之密切程度。但真正的問題在于，“說不清從什么時候起，他的電話少了”。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種微妙變化，主要的原因是大姐夫的處境日漸艱難的緣故。這一點暫且按下，容后面詳述。時間因素的一次關(guān)鍵性交代，出現(xiàn)在第七章，也即最后一章的第19節(jié)：“那個人真是錢文嗎？如果是，自從在小北街見那一眼，再沒見過。而就是那次，也只是見到一個背影。兩年前，大姐夫的哥哥因為婆娘的麻風病老治不斷根，便不再信醫(yī)，轉(zhuǎn)而信命。信命的人，說他命壞，他不服氣，說他命好，又怕敷衍，總之是表面相信，內(nèi)心忐忑，因此要不斷求證。有回大姐夫從老街過，見過他哥哥正讓人看手相……”從這里的“兩年前”，我們就不難判斷出，如果從父親葬禮舉行的那個時候算起，再到后來大姐夫的鋃鐺入獄，一直到大姐最后的自縊身亡，故事的時間絕對在兩年之上，或者是三年，也或者是四年。這么長的故事時間，作家所使用的篇幅，卻僅僅只是最后的兩章，加起來一共209頁的篇幅，與此前的五章相比較，敘述者的敘述速度之快，簡直達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在這里，一個無論如何都不容回避的問題是，為什么到了最后的兩章，作家的敘述速度會變得如此之快。雖然無法從羅偉章那里獲得確切的答案，但依據(jù)我個人的推想，主要原因或許有二。其一，最后一部分，此前先后粉墨登場的眾多人物，無疑到了必須退場的時候。如果說登場時需要的是盡可能充分的藝術(shù)鋪展，那么，退場的時候，就可以是一種簡潔、儉省的藝術(shù)交代。其二，從一種普遍的心理來看，一般人都是喜聚不喜散。這一點，恐怕連同作家羅偉章在內(nèi)，也都難以免俗。一方面，千辛萬苦地寫到最后階段的時候，作家很可能已經(jīng)身心俱疲，另一方面，既然最后的結(jié)果肯定是一種悲劇式的“樹倒猢猻散”，那倒不如干脆以迅即的敘述速度歸結(jié)了這部長篇小說更為省心。就這樣，看似只是敘述速度的快慢，但其實卻既涉及到了整部小說的結(jié)構(gòu)布局問題，也涉及到了作家的寫作心態(tài)問題。

說到敘述速度，與這個問題緊密相關(guān)的，還有一個中心人物的命運起落與小說文本的氣盛氣衰的內(nèi)在關(guān)系問題。之所以強調(diào)這一點，是因為小說中出現(xiàn)過這樣一段不容忽視的敘述話語。那是在敘述者“我”與文友譚瑞松談話的時候，作家借助于譚瑞松之口表達了這樣的一個意思：“‘要么，’他接著說，‘就是你心太軟。心軟也會陷入虛偽。社會贊美真實和剛強，其實贊美的就是心硬。古話說，陽剛乃諸德之首，陽剛的前提，是心硬。我們讀《紅樓夢》，為啥子讀到王熙鳳死了就沒趣味？其實等不到她死，她病了就沒趣味了。因為在整部書里，九成以上都是陰質(zhì)人，極少幾個才有陽剛氣，王熙鳳名列第一。她是一束光，盡管是雜色的。可陽光不也是雜色的嗎？這雜色的陽光，能讓萬物生長，陽光沒了，眾生寂滅，大地荒蕪，從哪里去找趣味？——你要讓自己的心硬起來！你別急，我給你開幾味中藥，你回去和白蘿卜燉，吃三五幾天，把氣血提起來，心自然就硬了。心軟沒別的原因，就是氣血不足。”之所以要把這一長段話語全部抄錄在此，是因為這段話語非同尋常。第一，黃德海曾經(jīng)把《誰在敲門》比附為一部鄉(xiāng)土版的《紅樓夢》，不知道是不是也受到過這段敘述話語的影響？第二，這段敘述話語的生成語境，當然是文友譚瑞松和“我”的對話，是譚瑞松針對“我”一向的懦弱和虛偽講出的一段話語。一方面，身為知識分子的“我”的突出性格特征就是懦弱、虛偽，但在另一方面，如譚瑞松所說，只要吃下他開出的幾味中藥，就能把氣血提起來，就能夠讓“我”心硬起來，實情卻未必如此。第三，如果把其中與“我”有關(guān)的話語去掉，單只剩下談論《紅樓夢》和王熙鳳的那些文字，那么，我要說，這些文字簡直就是一篇簡短精辟的關(guān)于《紅樓夢》的小論文。雖然不過只有一百多字，但卻表達出了一種對《紅樓夢》的真知灼見。這說明，譚瑞松，不，其實是作家羅偉章對《紅樓夢》有著某種深刻的理解。恕我孤陋寡聞，雖然不僅對《紅樓夢》，而且對《紅樓夢》研究也頗為關(guān)切，但如同羅偉章借助于譚瑞松之口所表達出的這種見解，卻真還是第一次看到。盡管只是極其簡短的一百多字，但卻言簡意賅地直擊或者說切中了《紅樓夢》的某種肯綮，真正可謂是心得之言。認真地回想一下自己多年來的讀紅體會，羅偉章的這樣一種看法，的確稱得上是一種具有真理性的不刊之論。第四，更重要的一點是，聯(lián)系《誰在敲門》這一小說文本，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羅偉章的這種說法，其實也可以被看作是作家一種帶有強烈暗示性的“夫子自道”。所謂“夫子自道”，就是說羅偉章在這里或許是在借助于對《紅樓夢》的談論而暗指自己的這部《誰在敲門》。盡管說《誰在敲門》在思想藝術(shù)造詣上肯定無法與《紅樓夢》相提并論，但最起碼在王熙鳳與《紅樓夢》之間的關(guān)系這一點上，二者是可以進行比較的。那么，在《誰在敲門》里，到底哪一位人物堪比王熙鳳呢？思來想去，雖然存在著性別上的明顯差異，但也恐怕只有大姐夫李光文這一形象方才堪當此任。《紅樓夢》寫的是上層貴族的生活，《誰在敲門》關(guān)注的是鄉(xiāng)村世界的底層生活，盡管生活階層判然有別，但如果沿用譚瑞松或者說羅偉章強弱對比的視角，如果說出現(xiàn)在《誰在敲門》中的大多數(shù)人物都屬于生活中的弱者或者“陰質(zhì)人”，那么，與這些弱者或“陰質(zhì)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如同王熙鳳一樣具有突出陽剛氣質(zhì)（或者也可以套用流行話語，干脆把王熙鳳看作是一條敢作敢為的“女漢子”），似乎可以統(tǒng)攝一切人和事的身為李家?guī)r村書記的強者大姐夫。不知道其他讀者的閱讀感覺如何，反正在我這里，的確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姐夫其人的命運演變與整個小說文本的氣盛氣衰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也因此，我們完全可以照抄羅偉章的原話來評價他自己的這部《誰在敲門》，只需要把王熙鳳的名字改為大姐夫李光文：“我們讀《誰在敲門》，為啥子讀到大姐夫李光文失勢了就沒趣味？其實等不到他徹底失勢，從他開始走下坡路，就沒有趣味了。因為整部書里，九成以上是陰質(zhì)人，極少幾個才有陽剛氣，大姐夫李光文名列第一。他是一束光，盡管是雜色的。可陽光不也是雜色的嗎？這雜色的陽光，能讓萬物生長，陽光沒了，眾生寂滅，大地荒蕪，從哪里去找趣味？”如果從敘述速度的角度來說，前面2/3的部分，之所以顯得比較緩慢，甚至能夠給我們一種閑庭信步、娓娓道來的感覺，只因為強者大姐夫李光文一直在那里生氣勃勃著，到了后面的1/3部分，也即小說的最后兩章，敘述速度之所以顯得急急忙忙，以至于還會讓我們產(chǎn)生慌慌張張的感覺，事實上與大姐夫李光文的人生失勢之間有著不容忽視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

嚴格說來，除了以上三個方面，羅偉章在《誰在敲門》中還有對諸如烘云托月藝術(shù)手法的成功使用。比如第五章的第31節(jié)，寫“我”和妻子梨靜分別多日后相見時的相互驚訝：“梨靜又是背著上次去三醫(yī)院的那個單肩包，不過那包顯得比上次更大，不是塞的東西多了，是她瘦了。她卻看不見自己瘦，開口就問我：‘你咋瘦成這樣子？’／我也看不見自己瘦。這些天來，天天在一起的大姐，同樣沒看見我瘦。但梨靜說我瘦了。那意思是瘦得非比尋常，差不多是暴瘦。她這么一說，我才覺得自己肚子小了，腰帶松了，身體有些飄，手朝臉上摸，巴掌在臉上游走，感覺到的只有巴掌，沒有臉。”首先，因為敘述者沒有交代，所以，我們并不知道梨靜是不是也如同“我”一樣意識不到自己的瘦。其次，借助于梨靜的眼睛看出“我”的暴瘦，說明在父親住院和后來的辦喪事期間，“我”的確因為專注于一系列事情的處理，尤其是內(nèi)心的煎熬，所以把自己給搞瘦了。第三，因為梨靜是“我”朝夕相處的妻子，所以，在她的眼中率先看出“我”的暴瘦，說明他們夫妻倆的感情狀態(tài)不錯，進而也才會有梨靜對“我”的特別關(guān)切。再比如，就在這一章的第11節(jié)，在四喜的女朋友申曉菲登場亮相的時候，作家所使用的，同樣也是非常巧妙的烘云托月手法：“當申曉菲走上院壩，整個院壩即刻煥然一新。這女子，像一束光，照得人眼花。這種俗套的比喻根本說明不了什么，她的那種美，就是讓整個院壩煥然一新。這院壩里，像不是在辦喪事，而是有了一場輝煌的喜事，具體是什么喜事，又說不出來。李志曾預言，說申曉菲也肯定是個丑八怪，可事實上，在這天——我父親去世后的第五天，申曉菲走進這場喪禮，她就成為對美唯一的解釋者，也成了對喪禮和死亡唯一的解釋者。”申曉菲毫無疑問是一位美貌異常的女孩子，雖然幺妹的女兒秋月已經(jīng)稱得上漂亮，但申曉菲卻無疑比她還要漂亮。問題在于，對于如此一種令人驚艷的美貌，作家應該怎么樣去進行藝術(shù)表現(xiàn)呢？羅偉章的智慧處理方式，足可以讓我們聯(lián)想到荷馬史詩中的相關(guān)場景。荷馬史詩為了表現(xiàn)海倫的美貌，所采用的烘云托月手法，就是讓那些第一次見到海倫的長老們一致感嘆，為了這個女人，打一場持久的戰(zhàn)爭是物有所值的。而羅偉章的處理方式則是，雖然院壩里正在辦喪事，但申曉菲的驟然出現(xiàn)，卻像一束光一樣照亮了院壩，照亮了世界，甚至使得喪事都變成了一場“輝煌的喜事”。

注釋：

1汪曾祺：《小說技巧常談》，《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57頁。

2羅偉章：《后記》，《誰在敲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672頁。

3王春林、趙新林：《趙樹理小說的敘述模式》，《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91年第3期。

[作者單位：小說評論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