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語文學翻譯家、翻譯理論家羅新璋，因病于2022年2月22日下午5時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

在余中先的印象里，羅新璋一直是位不太愛說話的老先生。在他看來，羅新璋“做事認真、為人正派”，經(jīng)常在研討會上談論國內(nèi)的翻譯現(xiàn)狀，批評種種不好的現(xiàn)象。他猶記得，上世紀90年代末法國文學研究會在井岡山召開討論會，他與羅新璋、施康強兩位先生一同前往，同住在一個屋子里，與羅新璋有過近距離的接觸。三位法語譯者坐在三輪摩托上同游的畫面，永久地留在余中先的腦海里，成為美好的回憶。

“在生活里，羅先生走路很快，精神很好，還喜歡給朋友拍照。身體不好是近三五年的事，尤其是老伴去世后。”余中先說。羅新璋的妻子高慧勤于2008年去世，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翻譯家，譯有川端康成、芥川龍之介等日本作家的作品，并主持編譯了《川端康成十卷集》《芥川龍之介全集》，對日本文學在中國的譯介作出了重要貢獻。高慧勤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東語系日語專業(yè)，曾與羅新璋同在國際書店工作，后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主持日本文學室。如今，羅新璋步先妻而去，我們再也無法見到先生的音容笑貌。

苦熬數(shù)十年，成就“晚熟”的人生

羅新璋1936年出生于上海，17歲時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法語專業(yè)。1957年畢業(yè)時，原本安排好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一職，后陰差陽錯被分配到國際書店負責法文圖書的進口工作。原先可以同法語文學打交道的美好日子，就這樣被匯集訂單、核對發(fā)票等瑣碎事務取代。這個枯燥的工作一干就是五年零三個月。眼見同班同學或留在北大，或去往其他大學發(fā)展，羅新璋發(fā)出了“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的感慨，頗有“時不我與”的無奈。

1963年初，在對外文委副主任周而復的幫助下，羅新璋的生活發(fā)生轉(zhuǎn)機。他被調(diào)到外文出版社《中國文學》編輯部，從事中譯法工作，同事里不乏楊憲益、戴乃迭等翻譯大家。盡管新工作讓羅新璋擺脫了終日與發(fā)票打交道的日子，也有機會翻譯陶淵明、柳宗元、巴金、老舍等名家名作，羅新璋最終發(fā)現(xiàn)自己無論怎么努力，譯出來的法語還是“中國式的法文”。

羅新璋一邊從傅雷的譯文中學習翻譯，一邊開始了漫長的等待，一等就是17年。1980年，羅新璋被調(diào)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從事文學翻譯和理論研究。羅新璋在社科院時曾向錢鍾書吐苦水，錢鍾書建議他可以“就自己喜歡的書，好好翻幾本”，這激發(fā)了羅新璋的興趣，開始發(fā)揮翻譯才干，走上法語文學翻譯之路。

羅新璋在外文所一共工作16年，直至退休，結(jié)出了累累的碩果。《紅與黑》《列那狐的故事》《特利斯當與伊瑟》《栗樹下的晚餐》等文學譯作相繼問世；與此同時，《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中外翻譯觀之“似”與“等”》《錢鍾書的譯藝談》《釋“譯作”》等多篇論文也得以刊發(fā)，在法語文學翻譯界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

羅新璋翻譯的《特利斯當與伊瑟》

羅新璋翻譯的《列那狐的故事》

“抄”傅雷譯文，成“傅譯傳人”

早在北大求學期間，羅新璋便對翻譯產(chǎn)生過興趣，這讓他與傅雷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緣起是在法語文學課上讀到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里的一段原文Mère et fils(《母與子》)，在比對傅雷的譯文后，羅新璋為之折服。這一年寒假，羅新璋放假回到老家上海，特意找來《約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冊L’Aube（《清晨》）。他一邊對著傅雷的譯本閱讀，一邊感慨“譯筆高明，令人擊節(jié)嘆賞”，自此對翻譯產(chǎn)生濃厚的興趣。

1960年，羅新璋還在國際書店工作。他在北京東單市場找到一本《約翰·克利斯朵夫》法語原本全集，要價35元。當時，羅新璋的工資不過56元，還得貼補全家用度。為了買下這套難得的舊書，羅新璋硬是省吃儉用，攢了兩個月的錢。枯燥的工作之余，羅新璋把時間全花在抄錄和研讀傅雷譯本上。他有一個“笨辦法”，就是把傅雷的譯文逐字逐句抄在法語原作的字里行間。據(jù)羅新璋自己統(tǒng)計，從1949年到1960年，傅雷總共發(fā)表譯文275萬字，而他抄了255萬字（單是《約翰·克利斯朵夫》這本書就抄了120萬字）。剩下的20萬字之所以沒有抄錄，僅僅因為買到的法文書行距太窄，寫不進字，但他也做了筆記。通過這種“笨辦法”，羅新璋對翻譯有了新的認識。

羅新璋手抄傅雷譯文

傅雷寫給羅新璋的信件

1963年初，羅新璋鼓足勇氣第一次寫信給傅雷，請教翻譯問題。讓他意外的是，傅雷很快給晚輩回信。傅雷在信里嚴肅指出羅新璋譯文里的問題：單獨看每個句子，譯得都沒錯，但是通篇來看，每個句子各自為政，不夠連貫；傅雷還在信中提出“重神似不重形似”的主張，并說“翻譯的第一要求是將原作化為我有，方能談到迻譯”。羅新璋將此銘記在心，反復試練。經(jīng)過四年時間的學習和摸索，他對傅雷翻譯的技法爛熟于心。

翻譯家、福克納研究專家李文俊曾經(jīng)感慨地說， “他（羅新璋）真是我所認識的翻譯界人士中最肯下死功夫的一個了”。對此，羅新璋倒是很謙虛，他說自己“站在傅雷的肩膀上，稍微占了點兒便宜”。但誰又能知道，僅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得付出那么多心血，才換來那些準確而文雅的譯文。

數(shù)易其稿，交出《紅與黑》最好的譯本

《紅與黑》是法國文豪司湯達的經(jīng)典名著，上世紀90年代之前，已有多個譯本問世。1991年，浙江文藝出版社邀約羅新璋翻譯新的版本，當時已年過半百的羅新璋頂住壓力，毅然接下任務。他再次拿出當年學翻譯時的吃苦精神：每天凌晨4點起床，先翻譯三個小時，再到單位上班。晚上臨睡前，又把當天的翻譯內(nèi)容重新復查一遍。在此過程中，羅新璋總結(jié)出一條翻譯經(jīng)驗：“悟而后譯”，意思是“看了原文，自己有了感悟，再把它譯出來，而不是照著字典機械翻譯”。

羅新璋

《紅與黑》的翻譯花了羅新璋兩年時間，其間數(shù)易其稿，交稿后又大改兩次，目的都是為了譯文能精益求精。譬如他將《紅與黑》的開頭“市長盯了太太一眼”，以傅雷筆法譯成“瑞那先生一副老謀深算的神情，瞟了他夫人一眼”( en regardant sa femme d'un air diplomatique)，這句話如果直譯的話，就變成“以外交家的眼光看他老婆”，韻味全無。羅新璋戲稱這個翻譯是從傅雷翻譯的《歐也妮·葛朗臺》里“抄”來的，經(jīng)過那些年“抄”傅雷譯文，技法已經(jīng)爛熟于心。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余中先表示自己特別贊賞羅新璋在《紅與黑》里的翻譯，認為羅新璋講究文詞的儒雅，是譯介19世紀法語文學獨一無二的人選。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羅新璋翻譯的《列那狐的故事》，一本法國中世紀民間故事合集。這也是羅新璋本人最喜歡的個人譯作，因為能“放開來翻”，能玩點文字游戲。

羅新璋翻譯的《紅與黑》譯本

羅新璋翻譯的《紅與黑》受到了很多贊譽，被公認為十幾個譯本中最好的版本。他的同班同學、翻譯家柳鳴九說：“我生平有一志，只想譯出《紅與黑》來，但得知他（羅新璋）翻譯《紅與黑》后，我心服口服，從此斷了這個念想。”翻譯家羅國林也表示，有出版社曾約他重譯《紅與黑》，他沒有接受，理由是“有羅新璋的譯本在先”。

羅新璋用法語Sobre（“樸實無華”之意）來形容他心目中譯文的精煉，并認為自己翻譯《紅與黑》如果有成功的地方，便在這一點上。“1993年2月交稿之后，我花了將近三個月的工夫，把全文從頭到尾再看一遍，把原譯稿中那些可有可無的字全刪去了，譯本的質(zhì)量可以說靠這一遍，當然從稿費上來說是有損失的，但是原來那些臃腫、累贅、笨拙的地方?jīng)]有了。”

編選《翻譯論集》，闡述“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

常年浸淫在翻譯實踐中，羅新璋對翻譯理論漸漸有了獨到體會。尤其是對傅雷譯文的研究，恐怕少有人比他更為專業(yè)。他先是寫出我國最早評論傅雷譯文的《讀傅雷譯品隨感》，文章發(fā)表在《文藝報》1979年第5期上。其后，又帶頭編選了匯集我國翻譯文論的集子《翻譯論集》。該書收輯自漢末以迄編定之日有關翻譯的文論180余篇，梳理了上自《周禮》《禮記》，到漢魏唐宋，再到元明清，直到近現(xiàn)代、解放之后中國翻譯的歷史，收錄支謙、道安、鳩摩羅什、嚴復、朱生豪、傅雷和錢鍾書等重要譯家的翻譯實踐和論述。《翻譯論集》以其宏富的規(guī)模、充實的內(nèi)容、縝密的體系，成為了中國當代翻譯史料學的重要選本。

《翻譯論集》（修訂本）書影

羅新璋為該文集寫下的序言《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也成為一篇重要的翻譯理論文章，與他隨后發(fā)表的一系列研究翻譯的論文一道，形成為羅新璋獨具個人特色的翻譯理論。《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將中國的翻譯理論分為三大時期：漢唐以來佛經(jīng)的翻譯、近代和五四時期以嚴復“信、達、雅”為標志的中心理論，以及解放后對“神似”與“化境”的論證。羅新璋認為，中國的翻譯理論體系可歸結(jié)為八個字：案本、求信、神似、化境。

羅新璋曾在訪談中表示，介紹外國譯論，最好能結(jié)合中國的翻譯實際和翻譯傳統(tǒng)。“翻譯(translating)先須嚴謹，行文（rewriting）不妨放開；也即窮達辭旨，妙得言外。有所羈束又不受羈束，原作客體與譯者主體兼資并包，他者（other）與自我（self）兩全其美。”他認為，研究外國翻譯理論，不是使自己變成中國的外國翻譯理論家，而是能推進我國傳統(tǒng)譯論的現(xiàn)代解讀，發(fā)展我國當代的翻譯理論。

《古文大略》書影

在羅新璋看來，做好外譯中的翻譯，外文好自然很關鍵，但在此基礎上，中文也要足夠好。為此，退休后在臺灣講學期間，羅新璋憑著興趣編寫了一部收錄180篇古文的《古文大略》。除了不可不選的經(jīng)典名文，還特意加入一些思想深刻、能增進譯者人格涵養(yǎng)的文章。為便于青年讀者了解中國古代的翻譯思想，還特意將支謙的《法句經(jīng)序》、嚴復的《天演論·譯例言》等翻譯論文收入其中。

羅新璋曾說：“我既沒有什么志向也沒有什么所長，是個很笨的人。在學習的時候發(fā)現(xiàn)課文里有傅雷的譯本，一看覺得翻得真高明，才開始對翻譯感興趣。”這自然是自謙之詞，但也在無形中警示翻譯界的晚輩：要肯下笨功夫，不要操之過急，以及以興趣為導向，循序漸進，方能成就“晚熟”的人生。

參考資料：

1.《羅新璋先生訪談錄》，金圣華，香港《大公報》，1999年6月

2.《羅新璋：享受孤獨 走向生命很深邃的地方》，江楠，《新京報》，2013年7月

3.《訪翻譯家羅新璋：傅譯傳人 悟而后譯》，杜羽，《光明日報》，2016年12月

4.《文學翻譯是乞靈巧悟，悉心修辭的文字工作——記文學翻譯家羅新璋》，文羽，《文藝報》，2019年12月

（圖片來自網(wǎng)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