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金秋十月，桂花飄香，“村上春樹文學多維解讀”學術研討會在畫橋煙柳的杭州、歷史悠久的杭州師范大學召開。

上世紀80年代末，在暨南大學任教的我——也巧，年齡正是《挪威的森林》開篇第一句所說的“三十七歲的我”——翻譯了《挪威的森林》。星移斗轉，月落日出，爾來三十有二年矣。翻譯之初，“三十七歲的我”身上還多少帶有青春余溫，大體滿面紅光、滿頭烏發(fā)、滿懷豪情，而今，已然年過六十九歲的我，殘陽古道，瘦馬西風，“不知明鏡里，何處得秋霜”。撫今追昔，請允許我再次引用《挪威的森林》里的話：“我想起自己在過去的人生旅途中失卻的許多東西——蹉跎的歲月，死去或離去的人們，無可追回的懊悔。”是的，無可追回的懊悔，懊悔無可追悔。夜半更深，冷雨敲窗，倏然間老淚縱橫雖不至于，但的確不止一兩次咬著被角發(fā)出長長的嘆息，每每“悲哀得難以自禁”。得，又是《挪威的森林》里的話。

不過，令人欣慰的事也至少有一樁，那就是我的翻譯——人們未必曉得我先后是暨南大學的教授、中國海洋大學的教授，但基本知道我是個翻譯匠。迄今為止，厚厚薄薄大大小小加起來，我翻譯的書起碼有一百本了。翻譯過的作家有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小林多喜二、太宰治、川端康成、井上靖和渡邊淳一、片山恭一等十幾位。以作品言之，《我是貓》《羅生門》《金閣寺》《雪國》《在世界中心呼喚愛》分外受到認可與好評。當然最有影響的是村上作品系列，包括《挪威的森林》《海邊的卡夫卡》《奇鳥行狀錄》和《刺殺騎士團長》在內，由我獨立翻譯的有四十三本，與人合譯的有兩本。這四十幾本滬版村上，截至2020年12月底，總發(fā)行量超過一千三百七十萬冊，讀者人數(shù)則遠大于此。也就是說，我這支自來水筆涂抹出來的譯文，已經搖顫過幾千萬讀者的心弦。用一位讀者的話說，如靜夜純美的月光撫慰自己孤獨的心靈，像小河蝦纖細的觸角刺破自己的淚腺，又像遠方炊煙裊裊的小木屋引領自己走出青春的荒原，或者像一片長滿三葉草的山坡讓自己抱著小熊在上面玩了一整天……

三年多以前金庸去世時，有人說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而事關村上春樹，不妨說有年輕人的地方就有村上。村上何以這么火呢？據(jù)村上自己總結，一是因為故事有趣，二是因為文體具有“普遍性滲透力”。文體，這里主要指筆調、筆觸，即文章總體語言風格；普遍性滲透力，用村上另一場合的說法，大約就是語言具有“抵達人的心靈”的力量。從翻譯角度來看，故事這東西，誰翻譯都差不太多。差得多的是文體，是語言。記得木心說過：“白話文要寫得好，必須精通文言。看外國譯本要挑譯者，譯本不佳，神采全無。”神采全無！也就是說，譯本既可以使原著顧盼生輝光彩照人，又可能使其灰頭土臉黯然失色。就村上作品而言，哪怕其文體再有“普遍性滲透力”，若翻譯得不到位，也很難滲透到人的心底，甚至成為水面浮油亦未可知。說嚴重些，翻譯既可以成全一部原作，也可以毀掉一部原作。

開頭說的杭州會議，也是因為與會者有不少年輕人，我就倚老賣老，在最后致辭時免去萬無一失的常規(guī)性套話，而就文學翻譯直言不諱。我說自己多少留意過包括年輕老師在內的年輕譯者的翻譯，而讓我歡欣鼓舞的譯作實在為數(shù)不多。蓋因不是從語感、語境到翻譯，而是從語義、語法到翻譯，也就是從辭典到翻譯。打個比方，人家村上在地下室里屏息斂氣摸黑、鼓鼓搗搗，你卻在二樓燈光明亮的標準間里翻譯辭典查“百度”，自然不解“普遍性滲透力”，不解堂奧之妙，而不解堂奧之妙，文學和文學翻譯就無從談起。換個說法，純文學作品的翻譯，不是翻譯字面意思，而是翻譯字背后的信息，翻譯文體滲透力足可力透紙背的信息——那就是文學特有的文字審美愉悅感、美感！

那么美感從何而來呢？來自語感。語感則來自原著文本的大量閱讀。從大量閱讀中習得的語匯和句式，應該說一開始就疏離了辭典干巴巴的標準釋義，而帶有各種語境賦予的鮮活的感性因素，比如溫度、氣味、氛圍，比如節(jié)奏、律動、喘息。挪用木心的說法，好比把魚放在水中而不是擺在桌面上觀察。又好比水草——木心用來比喻《紅樓夢》中的詩——“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而若“放在水中”即放在語境中，就會不期然間感受到語匯的種種外延性、引申性指涉，及其微妙意韻，原作文體或整體語言風格也隨之心領神會。這樣，翻譯時就省去了不少冥思苦索的理性解析時間，“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總的說來，相對于故事，村上更看重文體。他說“文體就是一切”，而故事會“不請自來”。那么對于譯者呢，不妨說，語感就是一切。有了語感才能譯出美感、譯出文體中的審美感受。

最后舉個例子吧。2017年我翻譯了村上的長篇小說《刺殺騎士團長》。大家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這部小說是上海譯文出版社花了堪稱天價的版權費——那可不止“一擲千金”——買來的。如果僅僅買來一個有趣的故事，那肯定是不值得的。中國會講故事的人多了，莫言講故事的能力就不在村上之下。而若買來的是一種獨特的語言風格，一種具有“普遍性滲透力”的文體，那么就會給中國讀者帶來一種異質性審美體驗，進而拓展中國文學語言表達的潛能和邊界，同時帶給中日兩國文學和文藝審美交流以新的可能性。果真如此，那么版權費無論天價還是地價都有其價值。而這種價值的體現(xiàn)，從根本上說取決于翻譯：一般翻譯轉述內容或故事，非一般翻譯重構語言美感、文體美感。這也是文學翻譯的旨趣、妙趣和樂趣所在。

林少華，1952年生，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兼任中國日本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青島市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曾任教于暨南大學、日本長崎縣立大學。主要著作有《落花之美》《為了靈魂的自由》《鄉(xiāng)愁與良知》《雨夜燈》等，譯著有《挪威的森林》《海邊的卡夫卡》《刺殺騎士團長》等村上春樹作品，以及《我是貓》《羅生門》《雪國》等日本名家作品一百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