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一生都給了陌生人，沒能給我愛的人。”

——弗羅斯特·甘德

2019年4月15日，美國普利策獎（（The Pulitzer Prizes）揭曉，詩人弗羅斯特·甘德(Forest Gander)憑借《相伴》（Be With)獲得詩歌獎。《相伴》由一系列挽歌組成，表達了詩人對亡妻的悼念之情和對患有阿爾茨海默癥的母親的愛。今年年初，該詩集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是弗羅斯特·甘德在中國的首個中文譯本。

《相伴》獲獎兩年后，也即2021年4月15日，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和新京報書評周刊·文化客廳特意邀請弗羅斯特·甘德與中國詩人西川、王寅在線上就詩集展開對談，同時也談到當代詩歌的創(chuàng)作、譯介以及當下詩歌與其他藝術結合而新生的表達方式等話題。該活動由《相伴》中文譯者李棟主持。

弗羅斯特·甘德在直播活動中

“時間”和“距離”：

兩把理解甘德詩歌的鑰匙

由于活動安排在北京時間晚七點半，弗羅斯特·甘德為克服時差特意起了個大早。他首先回憶起創(chuàng)作《相伴》的緣由。2016年1月，甘德的妻子去世，這讓他悲痛不已。兩人共同生活35年，妻子的離去讓甘德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誰，有長達一年多的時間沒法寫作。

當他沉靜下來，寫作主題不可能不引向喪妻之痛。與此同時，他也在詩集里重溫了對母親的愛。甘德的母親患有阿爾茨海默癥，在與病中的母親相處的時光中，甘特經(jīng)常覺得母子二人的身份發(fā)生了互換：母親仿佛成了他的“孩子”，他則成了“母親”。

甘德稱寫作《相伴》的過程既痛苦，也很迅速。他在寫作時，嘗試通過找到不同的詞語來表達復雜的感情。詩集里收錄的組詩《水邊域》使用的語言，便介于英語和非英語之間。“翻譯這種私人化的詩歌語言，對譯者也是一種挑戰(zhàn)吧。”甘德說。

西川對此頗有同感，他嘗試過翻譯甘德的詩，明顯感到費力。他覺得，甘德的詩集背后有一本更大的書，他的詩歌像從某首更加龐大的詩作或某部關于詩的書中截取而來。“閱讀甘德的詩，不能放過每一個字，也不敢放過每一個詞，它有一種魔力把人抓住，讓你進入詩歌的空間。這個空間除了一般的詩歌意象，還有各種觀念、意識和想法。”

同時，西川注意到甘德用詞的獨特性，比如詩人偏愛使用一些具體的詞。這些詞匯組合在一起，構成了甘德的寫作意識。“在《相伴》中，甘德用他豐富的語言開拓了一個極大的‘內(nèi)空間’，同時讓人感受到悲傷的孤獨。”

天生遲鈍又

失明，被職責

圈住，意識到

內(nèi)心野獸的

凝視，我

躲在各式

工具般的存在后

就如躲在——廣場的

鱷魚鱗甲后面——

此時氰化物

從云邊飄到

水邊。這里

似乎也能看到

排成的

人行，

又一個親密得

致命的、我們

共生的手勢。

盡管我也把生命

慢慢磨成死亡，我

帶來的丑惡

比我活得長久。

——弗羅斯特·甘德《墓志銘》

《墓志銘》這首詩收尾的段落中，“盡管我也把生命/慢慢磨成死亡”后，緊接著就是“我?guī)淼某髳?比我活得長久”，西川認為這表現(xiàn)出了甘德對生命、死亡與愛的深刻認識，遠非一個詩歌意象或一般的詩歌觀念能夠促成。

王寅認為，甘德在《相伴》中將微小的、日常經(jīng)驗里的片段與超現(xiàn)實場景相結合的寫作手法，是他之前不常使用的。在讀過多遍后，他才有了一些開朗的感覺，找到了理解甘德詩歌的兩把鑰匙：“時間”和“距離”。他注意到，氣候?qū)Ω实碌膶懽魉坪醍a(chǎn)生了某種影響。當甘德從新英格蘭移居到陽光明媚的地方，他慢慢借由寫作從悲傷中掙脫了出來。

《相伴》中文譯本書影

“相伴”與“孤獨”：

生命中難以承受之輕

與“相伴”對應的“孤獨”，成了三位嘉賓談論的焦點。王寅表示，人之所以需要藝術的慰藉，是因為人性本質(zhì)中蘊含著孤獨，而孤獨在社會化過程中被隱藏了起來，不易察覺。“孤獨永遠存在，不可能消失，但孤獨會成為創(chuàng)作的動力和源泉。”因此，從詩歌、音樂、繪畫等藝術中找尋共鳴成了現(xiàn)代人排遣孤獨的方式。

談到孤獨，西川想起了杜甫的詩句“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在西川看來，杜甫在他的時代找不到知音，他身上的孤獨感在詩人大量運用典故的詩歌中得到了體現(xiàn)，尤其表現(xiàn)在杜甫臨終前一段時間寫的詩歌中。“用典不純粹是一種寫法，用典實際上是與鬼魂說話，跟過去的人說話。只要一用典，這些鬼魂好像全都來到杜甫的身邊。在孤獨當中，你跟誰說話？跟一個影子說話，還是跟很多影子說話？這很有意思，會在不同作家身上不斷重復。”

甘德把孤獨與閱讀、翻譯聯(lián)系起來。他認為借由翻譯和閱讀，孤獨得到了分享和感知。“閱讀把一個人變成了容器，能在自己的孤獨內(nèi)部承載他人的孤獨。另一個國家的語言所承載的就是另一種孤獨，我們的聲音里同時承載了很多故人的聲音。” 他以葡萄牙語詞匯“追憶過往的時光”為例，說明孤獨如何通過譯介成為了全人類共有的東西。對于葡萄牙人來說，孤獨只屬于他們自己，但通過翻譯，這個詞含括的意思變成了全人類可以共享的情緒。

弗羅斯特·甘德

“軟文學”與“硬文學”：

圖書暢銷之謎并不神秘

在諸種文學類型中，詩歌被認為是最難被準確翻譯的文體。美國詩人弗羅斯特有一句名言，“詩歌是翻譯中丟失的東西”（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說明了這點。那么面對讀者接受上的差異，譯者該如何準確傳達原作者表達的意思呢？

甘德對此很是好奇，因為他覺得人很難與另一個人刻骨的悲痛產(chǎn)生共情。李棟回應到，作為甘德夫婦的朋友，翻譯《相伴》需要的恰好是一種距離感，即不讓自己過分沉浸在痛苦和悲傷的情緒中。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李棟為自己立下了一個違反常理的翻譯規(guī)則：不問甘德任何問題，即便是翻譯中遇到的，也都盡量自己解決。

西川翻譯過多位外國詩人的作品，他以暢銷與否為標準將文學分為“軟文學”和“硬文學”。在西川看來，暢銷書并不神秘，如果遵循某種規(guī)則，便可被批量制造。“暢銷這個因素，實際上可以通過研究讀者的閱讀心理、接受心理得以實現(xiàn)。對于作家和出版方來說，暢銷這個現(xiàn)象不是太大的秘密。問題是作家們是不是甘心讓文學變成被算計出來的東西。”

他回憶起日本作家井上靖來中國訪問時，曾在飯桌上和中國作家談起他的圖書在中國的發(fā)行量。井上靖對幾萬冊的發(fā)行量并不感冒，他反而認為中國如果有三千位讀者真正讀懂他的書，已經(jīng)算很不錯了。

甘德在“春天詩歌音樂劇場”現(xiàn)場

“詩歌”與“音樂”：

跨界碰撞出火花

王寅一直在上海組織“詩歌來到美術館”活動，根據(jù)他的經(jīng)驗，讀者對新穎的文學活動往往抱有濃厚興趣。只要結果符合他們的預期，活動就能吸引很多人參與。他說，“永遠不要低估讀者和觀眾，他們其實明白得很，知道什么是好的。比如辛波斯卡的詩集在大陸賣了十萬冊，阿多尼斯的詩集也有幾萬冊的銷量，遠遠超過其著作在英語世界和法語世界的銷量。”

王寅在2019年策劃的“春天詩歌音樂劇場”即是一例。該活動共邀請到八個國家的二十位詩人、音樂家參與，其中就有弗羅斯特·甘德。三場結合攝影、音樂、詩歌的活動場場爆滿，顯示出讀者對該活動的熱情。當時甘德誤了飛機，沒趕上開幕式，排練的時間被大大縮減，甚至連正經(jīng)的彩排都沒有。但結果出乎主辦方的意料，在電音的烘托和伴奏下，甘德用強烈的肢體語言“朗讀”詩歌，與他在成都、北京的表現(xiàn)判若兩人。

王寅認為，這個結果得益于甘德和中方團隊在長達半年的時間里反復的溝通。詩歌與音樂結合的新穎形式，讓甘德把詩歌中克制而壓抑的部分釋放了出來。甘德對此回應到，在朗誦表演過程中，用身體展示詩歌確實是該創(chuàng)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詩歌和別的藝術門類，比如攝影、音樂一起玩的話，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王寅對此顯得信心十足，他認為詩歌發(fā)展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變得過于古老，需要新的形式來讓更多人接受。他不太贊成沿用詩歌朗誦會這種老舊的形式，詩人跑到臺上念一通，既沒有感染力，詩人自己也沒有十足的參與熱情。

還有一個例子來自西川。在成都白夜酒吧舉辦的某場活動上，西川用搖滾的方式演繹了杜甫的詩歌。他自己譜曲，放棄杜甫原來的詩句，重新填詞。在王寅看來，這樣的西川便不再只是一位詩人，同時也是歌者。“未來，詩人很有可能不局限在電腦或者紙上創(chuàng)作，也可以有多重身份。為什么詩人不可以是作曲家、歌唱家、當代藝術家呢？隨著科技的發(fā)展，我覺得這完全可能，而且有生之年或許就能看到。”

最后，王寅借用曼·雷的名言，稱這些舉動都類似于“用攝影完成詩歌完成不了的，用詩歌完成攝影完成不了的”，以此強調(diào)詩歌和攝影（其他藝術）的共生關系。

（中國作家網(wǎng)記者 劉鵬波，圖片來自網(wǎng)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