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亞東圖書館遺珍——陳獨秀、胡適重要文獻特展”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安徽巡回展出，包括《胡適留學日記》原稿、陳獨秀《〈科學與人生觀〉序》手稿等一批原由亞東圖書館珍藏的，新文化運動領袖人物胡適、陳獨秀的珍貴手跡亮相，引起學界和公眾熱烈關注。本報特約請河南大學教授張寶明先生撰文還原亞東圖書館與20世紀兩位思想巨子的這段緣分，解讀“亞東遺珍”背后偉大的新文化運動中的風云激蕩。

左：汪孟鄒,右：右側(cè)較高的樓房為亞東圖書館舊址

汪孟鄒與陳獨秀：商家與書生的出奇“牽手”

在這里，“一個出版商”即亞東圖書館的老板汪孟鄒，“兩個思想者”即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雙子星陳獨秀與胡適。

我們知道，陳獨秀是熱衷于辛亥革命的老革命黨人，而汪孟鄒的哥哥汪希顏也是一位與陳獨秀有著共同志趣的革命志士。早在江南陸師學堂讀書時，汪希顏與陳獨秀便是好朋友。后來，經(jīng)汪希顏介紹，陳獨秀與汪孟鄒結(jié)識。

1903年，汪孟鄒在安徽蕪湖開辦科學圖書社，主要代售上海出版的新書報并兼營儀器文具。1904年，陳獨秀創(chuàng)辦《安徽俗話報》交由科學圖書社發(fā)行。陳獨秀和汪孟鄒由此建立起深厚友誼。

汪孟鄒生于1878年，比陳獨秀大一歲，但是他一直對陳獨秀表現(xiàn)出言聽計從的態(tài)度。辛亥革命后，安徽省光復。柏文蔚任安徽省都督，陳獨秀任秘書長，這兩個人都是汪孟鄒的好朋友。汪孟鄒就到當時的安徽省省會安慶看望他們，并想找點事做。他與陳獨秀商談的時候，陳獨秀卻說：“做什么！這里是長局嗎？馬上會變的。回去，回去，你還是回到蕪湖，賣你的鉛筆、墨水、練習簿的好。我來和烈武說，要他幫一點忙，你還是到上海去再開一個書店的好。”（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學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頁）陳獨秀認為時局會變，建議汪孟鄒到上海再開一個書店。

汪孟鄒接受了陳獨秀的建議。在朋友的幫助下，1913年，他在上海惠福里創(chuàng)辦了亞東圖書館。

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敗后，陳獨秀逃到上海，寄居亞東圖書館，為汪孟鄒編輯《字義類例》等圖書。諸如《亞東圖書館開幕宣言》《新華英文教科書》，都是他這一時期的腦力勞動成果。但當時亞東圖書館的生意一直不好，陳獨秀竭盡所能幫助汪孟鄒。1917年，陳獨秀進入北大當文科學長之后，推薦亞東圖書館經(jīng)營北京大學出版部的書籍。與北大建立合作關系，亞東的經(jīng)營逐漸轉(zhuǎn)好。同時，陳獨秀具有很強的經(jīng)營意識，他十分清楚地理位置對商家的重要性，“最不贊成亞東縮在弄堂里”，便規(guī)勸汪孟鄒道：“你要死，只管還縮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上馬路。”（同上，第37頁）于是1919年初，汪孟鄒把亞東圖書館遷到了五馬路（廣東路）棋盤街西首，算是有了自己的門面。

陳獨秀亡命上海“閉戶讀書”期間，一度生活十分拮據(jù)。每當囊中羞澀的時候，都要靠汪孟鄒救濟。汪孟鄒曾說：“仲甫真是一個硬漢，他從來不開口要錢。我看見他坐的時候多了，總要問他一句：‘要拿一點錢罷？’他點點頭。他拿了一元、兩元，再坐一會，回去了。”（同上，第92頁）應該說，接受亞東的接濟或預支乃是兩人過往中的家常便飯。

1914年，陳獨秀開始協(xié)助章士釗辦《甲寅》雜志。1915年5月，《甲寅》雜志自日本移到上海出版。陳獨秀“不愿附人驥尾”的性情再次表露出來。在協(xié)辦《甲寅》的同時，他已經(jīng)開始籌劃另立門戶。自6月20日亞東圖書館為《甲寅》同仁“接風”的那一天起，陳獨秀就瞄準了汪孟鄒。汪孟鄒回憶說：“他沒有事，常要到我們店里來。他想出一本雜志，說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會發(fā)生很大的影響，叫我認真想法。”當時汪孟鄒因為亞東“生意很不好”“經(jīng)濟上很困難”，加之又受托于《甲寅》雜志而以“實在沒有力量做”婉言謝絕。不過，值得說明的是，當時《甲寅》已是享譽輿論界的名牌雜志。

作為老板的汪孟鄒還是要考慮“銷路”和“利潤”的。如果不考慮，那才是真正的書生之見。無論當時陳獨秀如何捶胸頓足、拍著胸脯打保票說“一定會發(fā)生很大的影響”——言下之意“銷路和利潤”也不在話下，但經(jīng)營者卻明白市場的風險如同“看不見的手”，難以捉摸。汪孟鄒后來“介紹他（陳獨秀——引者注）給群益書社陳子沛、子壽兄弟。他們竟同意接受，議定每月的編輯費和稿費二百元，月出一本”。（同上，第31－33頁）這就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大名昭彰、影響深遠的《新青年》雜志。（1915年9月15日創(chuàng)刊時名為《青年雜志》，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號時改名為《新青年》）

當事人在回憶中一個“竟”字可以說大有深意。它不但流露出出版者的風險意識，也道出了陳獨秀費盡口舌、信誓旦旦背后的隱情。要知道，在艱難時世，若主撰者不與出版商精誠合作、捆綁經(jīng)營、出謀劃策，商家是不會免費提供“旗幟鮮明地宣傳自己的主張”的平臺的。

“亞東遺珍”之陳獨秀《〈科學與人生觀〉序》手跡

陳獨秀與胡適：千里“姻緣”一線牽

雖然亞東圖書館沒有承印《新青年》，但是汪孟鄒為《新青年》的運作確實做了不少“鞍前馬后”的工作。其中最為值得追憶的便是為陳獨秀和胡適的合作牽線搭橋。

我們都知道，《新青年》創(chuàng)辦之初，門可羅雀，不但沒有讀者，也缺少經(jīng)費，更缺少作者。魯迅就曾說過：“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贊同，并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7頁］所以雜志一創(chuàng)刊，陳獨秀就想方設法延攬人才。陳獨秀在延攬人才的時候想到一個人，這個人他沒有謀面過，是他在日本協(xié)助章士釗編輯并發(fā)行《甲寅》雜志時知道的，并且還是他的鄉(xiāng)友，叫胡適。胡適在《甲寅》雜志上投過《柏林之圍》與《非留學（致〈甲寅〉雜志記者）》兩篇稿子。從此，“胡適”二字就成為陳獨秀揮之不去的記憶。

此時的胡適正在美國留學。怎樣才能與這位青年才俊搭上線呢？這時，陳獨秀又想到了亞東圖書館的老板汪孟鄒。汪孟鄒與陳、胡同為安徽的鄉(xiāng)里鄉(xiāng)親，只不過胡適與汪氏是小老鄉(xiāng)，都是徽州績溪縣人，出生于懷寧的陳獨秀與汪孟鄒則是大老鄉(xiāng)。而汪氏，作為陳胡共同信任的朋友，在兩人“神交”初期，起到了千里“姻緣”一線牽的橋梁作用。

1915年10月6日，陳獨秀通過汪孟鄒將新出爐的《青年雜志》寄送給了胡適，同時寫了一封信，通過汪孟鄒向胡適約稿。汪孟鄒說：“今日郵呈群益出版青年雜志一冊，乃煉（指汪自己——引者）友人皖城陳獨秀君主撰……擬請吾兄于校課之暇擔任青年撰述……煉亦知兄校課甚忙，但陳君之意甚誠，務希撥冗為之所感幸。”（唐寶林、林茂生編：《陳獨秀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頁）

12月13日，汪孟鄒又向胡適說：“陳君（獨秀——引者）望吾兄來文甚于望歲，見面時即問吾兄有文來否……每期不過一篇，且短篇亦無不可。務求撥冗為之，以增該雜志光寵。至禱，至禱。否則陳君見面必問，煉將窮于應付也。”（同上，第70頁）

1916年3月10日，汪孟鄒繼續(xù)向胡適催稿：“陳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來函云新年中當有見賜，何以至今仍然寂寂，務請吾兄陸續(xù)撰寄。”（同上，第72頁）

在汪孟鄒的催促之下，終于，1916年2月3日，胡適向陳獨秀寄來了千呼萬喚始出來的信件，陳獨秀如獲至寶。胡適的這封信還有一個附件，那就是一篇譯文《決斗》。這“買一送一”的真金白銀同時發(fā)表在2卷1號的《新青年》上。這“買一”是說陳獨秀贏得信任、認可與贊譽，這“送一”則是招“才”心切的背景下，尚未成為“大梧桐”的《新青年》就引來了“金鳳凰”。陳胡二人聯(lián)手，新文化運動漸次展開。

比如關于中國書面語言的革新，也就是白話取代文言，這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最大的貢獻和成就之一。但是《新青年》剛創(chuàng)刊時，卻本無意于推行白話文。你看，雜志第一卷全部六期內(nèi)容幾乎沒有探討過文言與白話的關系。在創(chuàng)刊號上，陳獨秀提出“本志之作，蓋欲與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社告》，《青年雜志》1卷1號，1915年9月15日），在通信中也指出“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yǎng)，為本志之天職。”（《陳獨秀致王庸工》，《青年雜志》1卷1號，1915年9月15日）那么《新青年》是如何開始提倡白話寫作的呢？這就與陳獨秀和胡適“美麗的邂逅”有關了。

早在美國留學期間，胡適就在與梅光迪等人討論文學改革問題的爭論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學革新主張。他在接受陳獨秀的約稿后，便順勢將自己的主張?zhí)崃顺鰜恚⒑芸斓玫疥惇毿愕亩αχС帧ｊ惇毿憔驼f：“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聲援。”（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2卷6號，1917年2月1日）陳胡二人互相激蕩，牽扯出一個大命題，新文學的發(fā)生正是在這兩位安徽鄉(xiāng)友的一唱一和、吁請逗引下出臺的。兩人一拍即合，聯(lián)袂演繹了一場文學革命。這個改變20世紀中國現(xiàn)代性走向的語言文字變革至今還在影響著國家、民族和社會，到現(xiàn)在我們每一位都在享受著這份果實。

“亞東遺珍”之胡適致汪原放手札

舍我其誰：“兩岸青山相對出”

應該看到，陳獨秀為《新青年》招來這個“金鳳凰”多少還有些引“郞”入室的味道。二人既是難舍難分、相得益彰的同仁、戰(zhàn)友，更是你推我搡、相克相生的對手與諍友。二人既表現(xiàn)出了人心“很”古的朋友情誼——比如陳獨秀向北大校長蔡元培力薦胡適進入北大任文科“重要”教授，胡適多次營救被捕的陳獨秀等等，但是兩位常常因某些思想與信仰的張力針鋒相對甚至面紅耳赤，彰顯出“和而不同”的君子風范。

其實，早在陳胡二人剛剛聯(lián)手之際，陳獨秀的武斷、跋扈與胡適的謙虛、容忍之格格不入就已初顯端倪。

當文學改良漸進高潮之際，胡適仍沒有忘記提醒同仁切勿一意孤行，在給陳獨秀的信中說：“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但是陳獨秀卻剛愎、武斷地回復道：“改良文學之聲已起于國中。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shù)發(fā)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通信》，《新青年》3卷3號，1917年5月1日）

胡適當時就覺得這是“很武斷的態(tài)度”“很不容忍的態(tài)度”，是“最容易引起別人的惡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對的”，并且四十多年之后，還忘不了陳獨秀的這句話。（胡適：《容忍與自由》，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1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27-828頁）胡適在他的《四十自述》中也說，陳獨秀“這樣武斷的態(tài)度，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胡適：《逼上梁山》，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頁）

1925年10月10日，胡適到了上海。10月13日，陳獨秀到亞東圖書館，聽說胡適到上海了，“非常高興歡喜”，并且約定第二天下午四時與胡適會談。而他們所談的，“還是老問題：‘問題’與‘主義’”。陳獨秀仍重“主義”，胡適仍重“問題”，雙方“各有各的見解，各有各的意見”。這期間，陳獨秀和胡適“又有一次爭論”。這個“又”字說明陳胡之間有很多次爭論。

據(jù)回憶，一天下午，陳獨秀到亞東圖書館和胡適“大談”，談著談著，陳獨秀說：“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生氣了，氣急敗壞地回道：“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接著，“拿起司的克來，在地板上連連的篤幾下”，隨后又說，“仲甫，你坐罷，我要出去有事哩”，于是便下樓去了。陳獨秀“坐了一會，一句話沒有說，臉上也有幾分氣惱”，過了一會兒，說“我再來”，也走了。（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學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94-95頁）

1933年11月，胡適路過南京，此時的陳獨秀正被關押于南京老虎橋模范監(jiān)獄，但是胡適由于行程匆忙，沒有去看陳獨秀，便特意寫了封信表示歉意：“此次過京，匆匆不能來省視吾兄，十分失望。兩個月后南下，當來奉看。”雖然胡適信中說“兩個月后南下，當來奉看”，但陳獨秀仍十分生氣，即使汪原放（汪孟鄒之侄）為胡適辯解，陳獨秀也要與胡適絕交。陳獨秀致函汪原放說：“兄來函為老胡辯護，我深為驚異！他說他太忙，不錯，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間即和一班達官貴人拜會吃酒，已經(jīng)夠忙了，弟前函及此函所說關于老胡之事，望勿告知他人，即令叔亦不必令知之，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也。我和他僅僅友誼關系，其他一切不必談，他現(xiàn)在既不以友誼態(tài)度待我，不過舊朋友當中又失了一個，如此而已。”（同上，第171頁）

顯然，陳獨秀錚錚鐵骨的性情攜帶著激情、魯莽的性格。這也難怪胡適曾這樣責怪陳獨秀：“你真是一個鹵莽的人！”（《胡適致陳獨秀（稿）》，《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頁）另外，胡適對陳獨秀“終身的反對派”的為人處世風格了如指掌，這除卻兩人“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政見分歧外，更多的還有“亂云飛渡”時世中的“不能沒有你”。

雖說歷史不可以假設，但我們還要說：在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如果缺少了陳獨秀和胡適兩人中任何一位，我們難以想象其色彩會呈現(xiàn)出怎樣一番情形。“君子和而不同”，那些充滿思想張力的對話與角斗，其實是在編織舍“你”其誰的傳奇故事。比如對《新青年》編輯方針的齟齬、對“什么是新文化運動”的歧義、“提高與普及”的爭論、“自由與解放”的官司、“好人政府”與聯(lián)省自治的訴訟、“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zhàn)等等，兩人誰也說服不了誰，各自按照自己的思想理路，在自己的思想軌道上奔馳，同時也為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而這其中有一個大前提，那就是汪孟鄒的牽線搭橋。

但是，后來他們兩個一個向左轉(zhuǎn)、一個向右轉(zhuǎn)，各奔東西，由此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上的刀光劍影開始暗淡了下來。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的憾事。

科玄論戰(zhàn)：陳胡二人雙雙中了“圈套”

回到歷史現(xiàn)場，思想上的分歧以及言語上的爭吵絲毫沒有影響到兩人的友誼。1923年在亞東圖書館出版的《科學與人生觀》文集中的“雙序”“雙答”再次將這對“老朋友”引逗在一起，于是就又演繹了一波“和而不同”的思想交鋒。而這乃與汪孟鄒的“生意”意識、營銷手段息息相關。

說到“雙序”“雙答”，自然要對亞東圖書館主人汪孟鄒刮目相看。“雙序”之后，又有“雙答”，可以說陳胡兩人是中了出版商早早設計好的“圈套”。汪孟鄒先是將序言的任務分到兩個人頭上，待拿到后便以交換的形式讓陳胡兩人傳閱，于是在樣書齊清定之前便又在主打的“序”之后次生出“答”來。出版社如此這般古靈精怪的策劃很是博足了時人的眼球。

這個“答”字豈止是一答了之，它乃是來而不往非禮的“還”。如果說在“序”中還不曾找到共同踏板，那么這一支點在“答”中還是看到些許的希望。首先是在以“附注”形式出現(xiàn)的《答陳獨秀先生》。這個“答”緊扣陳獨秀在序言中的結(jié)論，質(zhì)詢到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獨秀說的是一種‘歷史觀’，而我們討論的是‘人生觀’。人生觀是一個人對宇宙萬物和人類的見解；歷史觀是‘解釋歷史’的一種見解，是一個人對于歷史的見解。歷史觀只是人生觀的一部分”。二是“唯物的人生觀是用物質(zhì)的觀念來解釋宇宙萬物及心理現(xiàn)象。唯物的歷史觀是用‘客觀的物質(zhì)原因’來說明歷史”。（胡適：《答陳獨秀先生》，《科學與人生觀》，亞東圖書館1924年版，第30頁）

我們看到，如同陳獨秀往外拉胡適加盟自己的“唯物的歷史觀”一樣，胡適也在拼命地將陳獨秀往里拉以靠近自己的“科學的人生觀”。究其實質(zhì)，在“歷史觀”與“人生觀”問題上的糾結(jié)之根本還在于承認不承認“物質(zhì)原因”是不是唯一不二的？或者說，這個“物”之外是不是還存在著一個“思想知識言論教育”等精神范疇的觀念之“客觀”？如果承認，胡適雙手贊成并且一改開始以低調(diào)之口所說的“我不知道丁（文江——引者注）先生要如何回答他（陳獨秀——引者注）”這一口吻，而高調(diào)強梁地說：這個“用不著戴什么有色采的帽子”的“禿頭的歷史觀……我和丁在君都可以贊成的”。這個“代表”性的意見之所以那樣擲地有聲，還在于他心靈深處的底蘊讓他有足夠的自信。

對陳獨秀一方面說“心即是物之一種表現(xiàn)”而另一方面“又把‘物質(zhì)的’一個字解成‘經(jīng)濟的’”之自相矛盾，胡適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若不相信思想知識言論教育也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那么，他（陳獨秀——引者注）盡可以袖著手坐待經(jīng)濟組織的變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傳教育的事業(yè)，謀思想的革新呢？”言下之意，當年你從事的那些所謂思想文化事業(yè)諸如東奔西走籌辦《新青年》雜志，為白話文運動搖旗吶喊還有什么意義呢？陳獨秀的言行不一或說自覺不自覺的矛盾不正再一次證明了“究竟還是丁在君和胡適之的同志——他究竟還信仰思想知識言論教育等事也可以變動社會，也可以解釋歷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觀”！

在這里，很顯然胡適之科學的人生觀較之于陳獨秀的唯物的人生觀（歷史觀）更為寬厚。正是對于自己信奉的科學人生觀的自信，胡適也就固步自封地公然申明說：“我個人至今還只能說，‘唯物（經(jīng)濟）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陳獨秀希望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可惜我不能進這一步了。”

啟蒙運動：“亦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機中”

我們常說新文化運動是現(xiàn)代中國的啟蒙運動。且讓我們把目光投向早近兩百年、萬里之外發(fā)生的法國啟蒙運動。可以說，法國啟蒙運動不僅僅是一群哲學家的吶喊，在“思想”和“運動”之外，還有“生意”。正如美國學者羅伯特·達恩頓所說：“啟蒙運動存在于別處。它首先存在于哲學家的沉思中，其次則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機中。”（[美]羅伯特·達恩頓著，葉桐、顧杭譯：《啟蒙運動的生意》，三聯(lián)書店2005年版，第3頁）在出版商看來，出版啟蒙書籍是一場“生意”，是對“思想市場的投資”，這讓出版商獲取豐厚利潤的同時，也讓“思想”走入社會。出版是“思想”與“現(xiàn)實”之間的中介，正是由于出版商的介入，以及他們在出版、印刷、發(fā)行等環(huán)節(jié)上的苦心經(jīng)營，才使得“啟蒙”成為一場“運動”。

我們想想，如果沒有亞東圖書館，沒有那個時代背景下市場和思想的結(jié)合，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啟蒙史，或說文藝復興史，或說文化史，都將因此黯然失色。哲學家們生產(chǎn)思想，出版社則將思想以印刷的方式表達出來，將思想變成物質(zhì)，并銷售出去。在這個意義上，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胡適是生意人與思想者相結(jié)合之雙贏的典型案例。陳獨秀、胡適這些時代弄潮兒借助亞東圖書館作為宣傳自己思想的平臺，進而成為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的巨擘；而亞東圖書館能夠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一幕幕華彩，也完全是因為汪孟鄒順應歷史潮流，推出了宣揚新文化、新思想的書籍。

作為一家出版社，亞東圖書館承擔了《新潮》《少年中國》等雜志的印行工作，并出版了胡適《嘗試集》《胡適文存》、高語罕《白話書信》，以及《科學與人生觀》《獨秀文存》等書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時青年的思想。后來又采用新式標點出版了《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說。可以說，亞東圖書館推動新文化運動發(fā)生、發(fā)展之功永難磨滅。

研究歷史講究第一手資料，原始文獻。當看到這些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留下深遠影響的人物的手稿時，仿佛穿越了歷史，讓人熱血沸騰。如同當年陳獨秀為湖南人的“造橋精神”點過贊一樣，今天看來，一部近現(xiàn)代文化史，我們還是要為這兩位皖籍學人——還有一位皖籍出版商——點贊。在陳獨秀、胡適以及他們共執(zhí)的平臺亞東圖書館那里，我們可以更好地讀懂近代中國。

而這一切，如果沒有今天“亞東遺珍”這樣的原始文獻作為基礎，都無從談起。“亞東遺珍”的亮相，雖然不能說石破天驚，但我們卻可以說：它有助于我們重回歷史現(xiàn)場，真正走進歷史。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手稿會越來越凸顯出它與生俱來的精神價值、思想價值、文化價值。作為一種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它們在人類文明史上的意義也將隨著時間的推移懷“才”而遇。

最后，我想用歌曲《傳奇》中的一句話結(jié)束我這趟回望歷史之旅：“只是因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寧愿用這一生等你發(fā)現(xiàn)，我一直在你身旁從未走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