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龍門陣里擺談出的“革命”——《大波》（1937）的歷史敘事

摘要：從信息傳播、文學社會學和小說修辭學的角度，本文重新解讀和研究了李劼人出版于1937年的初版《大波》的歷史敘事。作為一種講故事和信息傳達方式的“龍門陣”，在這部小說中既是表現(xiàn)手段又是表現(xiàn)和反觀的對象。通過對小說的敘述格局，而尤其是其中大量出現(xiàn)的“轉(zhuǎn)述體”的修辭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作者是如何以“擬謠言”的龍門陣聲口，重現(xiàn)了保路風潮中為各方勢力所必爭的公共輿論空間，從而相對從容地滲透進自己對清末民初政治社會轉(zhuǎn)型過程中“民權(quán)”問題之本質(zhì)的思考的。

關(guān)鍵詞：《大波》；保路風潮；轉(zhuǎn)述；龍門陣

李劼人的歷史小說《大波》有兩個版本。由于抗戰(zhàn)的原因，1937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初版本《大波》， 1940年再版后沒有出版過全本。1950年作家出版社也只將上卷再版，此后作者便開始著手另起爐灶重寫《大波》了。[1]直到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際，四川文藝出版社的《李劼人全集》問世，舊版《大波》（1937）才得緣正式進入普通讀者和研究者的視野。可以說在此恍然相隔的六十余年間，除少數(shù)老一輩學者讀到過舊版，絕大多數(shù)研究者閱讀和談論的都是將近一百萬字的重寫本《大波》（1957-1962）。和初版本《暴風雨前》（1936）的命運相似，1937年版的《大波》長期以來并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嚴家炎先生和楊義先生早先分別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和《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第二卷）中對《大波》有過全面、精彩的論述，他們采用的也都是建國后的版本。此外，張義奇也曾指出存在于新、舊版《大波》研究中的“一筆糊涂賬”現(xiàn)象：“對于兩種《大波》，研究者卻鮮有人做區(qū)分，更遑論對比研究了。許多評論者對于《大波》的評論總是籠統(tǒng)地一鍋端，不知評的是舊版還是論的新版，甚至連曹聚仁這位李劼人的知音，后期寫作的評論都未明確區(qū)別兩種版本。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引用郭沫若和曹聚仁觀點來論證新版《大波》的人最多，卻不知他們談的都是舊版《大波》，與新版實在相距千里……。”[2]應該說這正反映了人們對1937年版《大波》的真實面貌和基本特征還缺乏了解和把握，更不要說進行深入、詳盡的研究。另一方面，自2010年以來，在關(guān)于新、舊版《大波》究竟孰優(yōu)孰劣的爭議上，一種代表性的意見即認為，具有“述歷史、寫世情”兩條線索的舊版《大波》，在“世情敘事”方面無疑是成功的，但在“述歷史”時卻很少正面敘述，而多采用借他人之口的“轉(zhuǎn)述”手法，既失真，又未能著力寫好幾個重量級歷史人物，給作品帶來了明顯的“硬傷”。[3]那么，該怎樣看待早期版本的《大波》？其歷史敘事的重心何在？作者在這部四十萬字的小說中放棄了對“臺面人物”的正面描寫，而代之以鋪天蓋地的消息散播和時政議論，用意究竟為何？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不僅構(gòu)成了重新評定舊版《大波》的基礎(chǔ)，更關(guān)乎小說主旨和思想的正確理解。為此，本文將從信息傳播、文學社會學和小說修辭學的角度入手，重新激活這一塵封歷史深處的文學文本，以期對《大波》（1937）的主題、修辭和歷史價值形成準確、客觀、歷史化的解釋和評價。

眾所周知，《大波》是關(guān)于辛亥四川保路風潮的歷史小說，講述了1911年五月至十二月間，由清末郵傳部“鐵路國有”政策引發(fā)的爭路事件的始末。小說敘事的重點即在于事件是如何從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動員升級為帶有反清性質(zhì)的武裝起義，最終造成武昌空虛，共和革命一觸即發(fā)的。我們知道，近現(xiàn)代史上發(fā)生的“保路”事件的核心是爭奪川漢鐵路的投資權(quán)、筑路權(quán)和經(jīng)營權(quán)，也即鐵路主權(quán)。從帝國內(nèi)部的秩序來看，和清末諸多地方性問題的發(fā)生相似，爭路風潮的實質(zhì)是帝國主義與清廷、清廷與當時的親英美派權(quán)臣、親英美派權(quán)臣與地方督撫集團、地方士紳、鐵路股東等諸多群體在集資建路這個問題上因權(quán)利和義務的分配糾葛不清、相爭不下而導致的一個結(jié)果。而這一問題之所以在川省境內(nèi)不斷擴大化，[4]首先是因為對于生活在三面環(huán)山，只有東邊一江外通的“長江中上游封閉社會”中的川人來說，自古以來便備受“蜀道之難”的困擾，因而為洋務運動所推動的交通、通信和新聞傳播的現(xiàn)代化變革——亦即所謂“路”的問題就顯得格外急迫和重要。

此前已有學者注意到，李劼人的《大波》不啻為一部關(guān)于近代四川交通現(xiàn)代化的“信史”。若就“交通”一詞的本意言之，“交通”泛指各種運輸和郵電通信的總稱，即不僅指人和物的運轉(zhuǎn)與輸送，還有各種語言、文字、符號、圖象信息的傳遞播送。[5]從這一意義上說，人們的言論和小說話語本身（取其“街談里巷之言”的本義）也成為信息的重要傳述（transmit）手段。而在李劼人這樣的小說家看來，保路破約斗爭所借助的主要武器，乃是為當時的立憲派法團所左右的社會輿論。無論在川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還是小說文本中，社會輿論都以極具地方色彩的“龍門陣”的口述形態(tài)表現(xiàn)出來。由此，作為一種信息傳達手段、同時也是一種“講故事”方式的“擺龍門陣”，在小說所再現(xiàn)的辛亥前夕的成都社會這一特定歷史時空中，便肩有了非凡的言說功能，是預備立憲推進到地方，或者說晚清所謂“國進民退”大背景下，四川一隅正在興起和重構(gòu)的市民社會得以顯形的基礎(chǔ)。而由此鑄就的近代以來川中“民氣甚固”的現(xiàn)實，也從社會意識的層面催促著資產(chǎn)階級民主政治的萌芽和晚清地方社會的轉(zhuǎn)型。[6]在小說中，作者與其說借重了這一敘述和修辭的手段，不如說更關(guān)心這一輿論空間是如何成為多方勢力相互搶奪，相互調(diào)和、談判的場所的。那么，通訊和輿情在川地社會的近代變革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這是李劼人想以新體長篇小說的形式來呈現(xiàn)和探討的。

一、保路運動中的輿論戰(zhàn)

首先，不妨將《大波》龐雜豐富的文本形態(tài)視為對當時新聞公共領(lǐng)域中爆發(fā)的輿論戰(zhàn)的一種映象。1937年出版的《大波》中一個惹人注意的現(xiàn)象，是作家視那些與保路運動相關(guān)的各類上諭、電文、公牘和告示的原文為重要的寫作素材，將它們相當用心地編織進小說情節(jié)中。這些“前文本”形態(tài)的文獻某種程度上構(gòu)成了敘事的骨架和肌質(zhì)，一條對情節(jié)發(fā)展走向起指示作用的“明線”。如果將整部《大波》的敘事單元拆分來看，不難發(fā)現(xiàn)小說的上、中、下卷各成一體，呈現(xiàn)一種明顯地圍繞這些文獻和重大歷史事件而有意組織起來的敘事程式：

《大波》（1937）的敘事單元

可以看到，大部分情節(jié)單元都隨這些公文的頒布和傳播展開，幾乎形成了某種固定格局。作為最權(quán)威的信息源，上諭的頒布和權(quán)臣間電傳的到來往往能在各個社會群體中引起轟動效果：常常是一石激起千層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將其中的文獻提出，會發(fā)現(xiàn)這些消息載體在嵌入小說之前，都是地道的政治文本，而一旦進入敘事，便成了決定事態(tài)走向和影響人物命運的關(guān)節(jié)點。可以說小說的情節(jié)單元與信息傳播單元相重合，歷史敘述和世情敘事環(huán)環(huán)相扣。通過此等編排，書寫者實際上賦予了這一連串歷史事件和文本以與眾不同的意義，既不同于后來的歷史研究，也不同于此前出現(xiàn)的一些紀實小說。這不僅是要引導人們穿越歷史的煙塵去對那些上諭、奏折、竹枝詞做分析，也不僅是為了揭示官與紳、官與民、紳與民，乃至中央與地方、紳民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重重矛盾給時人生活造成的巨大影響，而是要緊緊抓住消息的傳播這一線索，將所謂官方話語的播散同其他階層的隱形對抗，以小說話語的形式直觀地復現(xiàn)出來。

李劼人的《大波》是當時為數(shù)不多的在小說中鄭重開列和鋪排爭路運動史料的長篇小說。統(tǒng)計后會發(fā)現(xiàn)，其所“引用”的與運動相關(guān)的文獻一共22筆，絕大多數(shù)屬全文“引用”，其中一部分第一手資料亦被史學界使用：[7]

《大波》（1937）中的歷史文獻

值得注意的是，在引用文獻中占絕大多數(shù)的是所謂官方文件，包括直接來自清帝或內(nèi)閣的上諭、批復的傳電（7筆）、和路事相關(guān)的權(quán)臣的電奏（1筆），以及四川總督趙爾豐、擬繼任川督岑春煊發(fā)布的告示等來自地方政府的文件（6筆），共16筆，占總數(shù)近四分之三。在此不妨將這類文件看作官方的意旨，它們傳達了來自最高統(tǒng)治者的絕對命令，但更多情況下代表的是把持實際統(tǒng)治權(quán)的皇族內(nèi)閣以及朝廷命臣的意志：從慶親王奕劻到鐵路國有政策的策劃者、郵傳部長盛宣懷，乃至督辦川漢、粵漢鐵路的大臣端方一線。此外，則是趙爾豐政府對市民的直接統(tǒng)治。對官方話語的直接引述，毋庸說構(gòu)成了小說想要展現(xiàn)的清末四川權(quán)力斗爭格局中具有前提意義的一極。在小說中，這些政治話語之所以可以進入成都普通市民的生活，憑靠的是近代以來迅猛發(fā)展起來的大眾傳媒網(wǎng)絡(luò)。

1884年北京接通電報后，“電報新聞”蔚然興起，據(jù)說諭令在頒布的第二天就能在《申報》上見到，但這仍然只能發(fā)生在四通八達的上海。僅僅在庚子年間，滬上消息想要入川，還要經(jīng)歷數(shù)月時日，正如《死水微瀾》中所描繪的郝達三和葛寰中談論義和團運動時的情形，二者儼然還是一副化外之民的樣子，可見彼時川地的通訊和交通是多么閉塞不便。辛亥革命前夕，隨著郵政的開辦和預備立憲的推進，一些為立憲造勢或為革命派把持的報刊，如上海發(fā)行的《民立報》、《神州日報》都可在月間便送達成都，前者屬同盟會分部的機關(guān)報，很能給人以“煽動”，自由的風氣催生了川中的報紙和新聞業(yè)。小說中與路事相關(guān)的電文大多都曾為四川時興的報紙爭相轉(zhuǎn)載，除了專門傳達官方消息的《京報》《四川官報》《成都日報》等，六月以后，由川路公司和各法團創(chuàng)辦的鼓動“破約保路”的專門報刊紛繁涌現(xiàn)，可以說是你方唱罷我登場，這一派景象，與庚子年間的信息滯后已有天壤之別。

晚清最后幾年的政治危局中，四川新聞業(yè)的發(fā)達絕對是值得大書特書的現(xiàn)象。在那些陰晴不定的年月，報紙已成為感風氣之先的學界乃至一般市民獲取政治新聞的重要來源，經(jīng)常是消息一出，滿城皆知，或者消息未出便滿城風雨。所以當盛宣懷、端方“奪路奪款”的“歌電”及借款合同一到四川，“報紙爭登，各界傳閱，皆謂朝旨部電前后不符，歌電未免過于專橫武斷，證以借款合同，輿論因以益憤”。[8]從時人的記敘中，不難想見當時情狀。對時局消息的需求暴漲，讓小說中的陳蕎面因此放棄了賣擔擔面的老行當，轉(zhuǎn)業(yè)去當“成都大報的職業(yè)賣報人”，一不小心竟成了“成都報紙發(fā)行商的老祖宗”。[9]

當電報成為政令下達的一種普遍工具，報紙為地方精英參政推波助瀾，輿論戰(zhàn)便興起了。此時流行的“通電”（被轉(zhuǎn)載的電報電文，或者叫“公電”），作為一種獨特的文體，被身為報人和時事觀察家的李劼人注意到，成為作品中一字不移的重要文本。“通電”將時局消息傳遞給川漢鐵路公司的股東和紳士們，也激起各階層民眾各種形式的抗議，一些專門的報刊成為保路同志會和股東們用來反對鐵路國有、反對借外債的宣傳陣地。正是這種輿論空前活躍的局面，相應地激發(fā)了一些與官方意志短兵相接的抗議文體，包括李劼人所說的報紙上“焦唇敝舌，委婉曲陳……名為絕對贊成，其實竊思下醒同胞之夢，上回政府之心”的所謂“恭注圣諭”體，[10]或是公開與煌煌上諭作對的“批注條款”體，但更多是將矛頭直指“賣國賊盛宣懷”和郵傳部的“批駁穢電體”。它們大都發(fā)表在保路同志會所辦的通俗報章上，以轉(zhuǎn)載加注或直接批駁的方式加以抗議。可以看到，作為武器的輿論工具已被立憲派領(lǐng)導的媒體運用得得心應手。

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第十號（四川省圖書館館藏）

圍繞路事的逐步升級，從公開輿論中已然可以見出各方勢力間的斗爭情況，然而小說家并沒有采取立憲派媒體，或革命黨人通訊的口吻，在小說中悲慨激昂地復現(xiàn)這如火如荼的口誅筆伐，而只是在小說中不時地插入諭令、批奏、往來電傳和布告等官方消息。如此細致地鋪排文獻，除了想要復原時局氛圍，更是為了給隨后敘述中登場的輿論形態(tài)，那些不脛而走的流言和軼聞，提供一個靶子和有據(jù)可循的源頭，而它們自身，也不過構(gòu)成了信息博弈中幾個重要節(jié)點。

二、口傳網(wǎng)絡(luò)與“擬謠言”的敘述者聲口

從理論上講，來自各方政治力量的“通電”讓緊迫的時局新聞和行政命令第一次為跨地區(qū)的民眾所知，激起了川民的地方意識和愛國心，有效地發(fā)起了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較早的一次民族動員。對此，李劼人卻似乎并沒有過多沉湎其中的感動。翻閱一些保路運動的史料，會發(fā)現(xiàn)記載的都是曾經(jīng)“真刀實槍”的斗爭場面。在一則《奉旨拿辦首要蒲殿俊等告示》的字里行間，就寫滿無名人士怒不可遏的批語，義正言辭的詰問和統(tǒng)治者禍棗災棃、強為之辯的措辭形成鮮明對比，這種最直截的對抗，給人留下深刻印象。[11]然而，李劼人到底不是歷史家，不能將這紙面上的批文直接搬進小說。“成都血案”發(fā)生后，在向讀者出示了“趙制臺的妙文”（《趙爾豐奉旨擒辦首要蒲殿俊等告示》）后，敘述者先是心平氣和地分析了趙爾豐出此下策的處境和后果，接著操起擺龍門陣的一貫調(diào)子，頗有聲色地“轉(zhuǎn)述”起人們的“議論”：

“一般中學堂的中學生都有此見解，所以他的告示一張貼出來，更引起了全城人民的憤恨，都在說：‘他媽的，誣枉好人！十五那天，把百姓們活活的打死那么多，他雜種，又為啥一字不提呢？你說羅先生他們借名謀反，總要有憑據(jù)啦！……’

然而這種情形，制臺衙門里何嘗曉得？——也曉得，一般二堂以外的人全曉得，能夠走入二堂以內(nèi)的人也曉得，卻不敢說，住在二堂以內(nèi)的人則真?zhèn)€不曉得了。——他們尚正欣喜他們這種辦法之妙，認為告示一貼出，百姓們便都了然上了蒲羅等的大當。…… ”[12]

中學生的打趣，全城人的憤慨，以撕告示的方式表達的“怨毒”，最后是對制臺衙門里趙爾豐集團自以為是、完全不解民情的一番景象的轉(zhuǎn)述——個中反差其義自現(xiàn)，事件的因果邏輯循序其間。在李劼人小說的街頭世界里，一紙上諭或公告往往是蒼白無言，冷酷寡情的，民眾的世界卻有聲有色熱鬧非凡。小說里不止一次出現(xiàn)街頭民眾聚集起來讀圣諭、讀趙爾豐、岑春煊告示的場景，而楚子才與同輩學生以及黃瀾生一家爭相點評、批評告示、傳單的一幕幕也傳達出豐富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這里其實提到了敘述者如何能夠?qū)χ婆_衙門里的情形知道得一清二楚：

“趙爾豐本人是否如此著想，因為消息隔絕，無從得知。而田徵葵路廣鍾等，的確是這樣想的。何以知其然歟？這因為孫雅堂原只向東家告了十天的假，由陽縣趕回來給丈母拜生，私下又說是回來看二姨妹黃太太的。……就是孫雅堂在他這舊日東家的言談中，聽得來的。”[13]

經(jīng)過一番頗費周折的解釋，這消息原來是在籌防局當差的孫雅堂從舊東家那里打聽來的。與此相似，這部小說中關(guān)于歷史事件的諸多內(nèi)幕、“實情”、戰(zhàn)況和時局的推進等等，大多確為小說主人公“聽來的”，敘述者十分耐心地將這些信息來源一一交代出來，除了得自晚清新小說的敘述習慣，更帶有一定刻意展示的意味——文本想要展現(xiàn)的便是這樣一種口耳相傳、道聽途說的景象。但是，既然全是“轉(zhuǎn)述”，問題便來了。

1938年年初，在初版《大波》公開發(fā)行數(shù)月后，一位健在的當事人，保路運動的親歷者和主事者，辛亥年六月路事肇始便由四川勸業(yè)道轉(zhuǎn)任提法使——也就是小說中綽號“周禿子”的重要歷史人物、晚清遺老周善培（孝懷），第一時間便印行了一本題為《辛亥四川事變之我》的小冊子，將八篇公開發(fā)表過的公牘報章編輯成集，希望后人能從這文章中，不僅明了辛亥年間自爭路而獨立、而兵變之始末，更能以“八篇而考辛亥四川之我”的真實面目。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在文后特附上長達28頁的《正<大波>之誤》一文，一一批駁了李劼人《大波》中涉及周善培的歷史細節(jié)的“失實”之處，逐條糾正其所犯下的“謬誤”。[14]在全篇之始，周善培一眼看出問題關(guān)鍵乃在乎“謠言”：

“李君所紀他人他事且勿論，但論其紀事之涉余者，則舍可征且見存之公牘報章，乃至宣布全省四十二州縣之文字，獨引街談無根修怨之謠言，雖時加以公平之辯解，然其歸要，固賤事實而尊謠言以為可征也。”[15]

即認為李劼人所寫情節(jié)，不以公諸報端的文章和政府公文為據(jù)，卻以“謠言”為來源，不實誣人之詞太多。譬如，關(guān)于“四川獨立的內(nèi)情”一節(jié)，李劼人寫道：

“據(jù)說，這下，倒把這位有德無才的周監(jiān)督駭了一大跳。[16]定睛把周孝懷看著道：‘怪哉！趙季帥何以會想到這上頭？他豈不知道四川一獨立，就沒他的地位，軍權(quán)政權(quán)財權(quán)他都得交出？……’

周孝懷自然要把端方逼迫他的種種，加倍渲染出來，而于最近押解進京的朝命，卻隱了不提。因為有他在內(nèi)，一說了，顯見他的贊成獨立，原來一大半是為的自己。。……

四川獨立的內(nèi)情，據(jù)說全如上述，而初三日幾位紳士上院質(zhì)問，本是排好的一出戲，趙爾豐不把押解進京的新命拿出，而出以示人的，乃是回任川邊的舊命者，也是應有的戲文。”[17]

就此一節(jié)，周善培徑直挑出李劼人交代“幕情”時極善置于段首的“據(jù)說”二字質(zhì)疑道：

“‘據(jù)說’二字，甚佩服作者修辭之巧，如此非常之內(nèi)情，自難家喻戶曉，無怪說者各有所據(jù)，乃至造為周紫亭師與余問答一大段，則說者各自制造證據(jù)之苦心，推造據(jù)者之心，亦不能不認余與獨立有深切之關(guān)系，特未知此事之艱險，自非其人，敢與之漫為討論，以自取禍耶。”

從事實的角度看，周善培的辯駁，可謂直中肯綮。既然是“據(jù)說”，怎么可以當真呢？那不是人們臆造出來的嗎？事實上，整塊“據(jù)說”后面的段落，恰屬于李劼人1937年《大波》中獨有的“轉(zhuǎn)述體”部分，“據(jù)說”二字，正是其標志。自“據(jù)說”二字以下，全為轉(zhuǎn)述他人之言，在周善培看來，這就是“謠言”。可偏偏這謠言又編造得惟妙惟肖，頗合于周氏在川人心目中的形象之一種，怎能不惹怒這位當事人呢？然而，如果把上文中的“據(jù)說”再仔細往前追溯，在本節(jié)的開頭，便會發(fā)現(xiàn)這樣一句話：

“其實，孫雅堂所告訴給黃瀾生的，只是一種表面的文章，后來據(jù)王文炳細說起來，大家才恍然于四川獨立，原來就是端方所促成。”

所謂“據(jù)說”，竟是據(jù)身份曖昧的準革命黨人士、高等學堂學生王文炳的傳言而來的說法。這其實是在告訴人們，這絕非李劼人本人，也并非敘述者的認識，而是來自周善培“仇家”的“二級敘述”。這一段充滿了“后鑒之明”的轉(zhuǎn)述也因此帶上了至少是雙重意義上的敘述功能：在將市民們對官紳協(xié)議四川獨立內(nèi)情的一般猜測和看法和盤托出的同時，也暗示了王文炳之類熱衷革命的人士對這場“四川獨立大戲”所做的暗中窺測和判斷。值得注意的是，自“據(jù)說全如上述”之后的部分，實際上依然屬于轉(zhuǎn)述的內(nèi)容，亦即敘述者直接轉(zhuǎn)述“街談無根修怨之謠言”的部分，只不過在形式上由“直接”滑入了“間接”引用，敘述者索性代為之說。如果仔細辨別全書的敘述語調(diào)，便不難從作者極善采用的這一類“自由間接插入體”（indirect speech）中，體會出敘述者對歷史事件在各界引發(fā)的輿論，及其對后來局勢造成的影響，都持有十分微妙、復雜的態(tài)度。借助于類似這樣的二層嵌套結(jié)構(gòu)，一級敘述者（王文炳）既將所謂“民氣”淋漓展現(xiàn)出來，達到了不乏諷刺且其間情偽必現(xiàn)的效果；同時，二級敘述者（小說敘述者）又通過幾個“據(jù)說”拉開了和“民議”的距離。這樣，作者和敘述者、敘述者和所敘其言其觀點的關(guān)系仍然是若即若離，而非混同一體的。在此，不妨將這種結(jié)構(gòu)稱為“擬謠言”的敘述者聲口。從這種白話小說敘述格局的變體中，已頗能看出作者的高明。所以1937年《大波》甫一面世，前朝老臣周善培讀到了，當然會“佩服”不已。

周善培（1875-1958）：《辛亥四川事變之我》節(jié)選，戊寅年五月（1938年）上海排印本

周善培的真實歷史面目和功過是非，自有史家評說，也并非本文關(guān)心的重點。在此，之所以將周善培和李劼人的筆墨官司提出來，是因為周氏相當敏銳的自辯意識其實切中了《大波》（1937）的真正主題：李劼人想寫的，恰恰就是“謠言”。實際上，即便不知周善培有此質(zhì)疑，細心的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也是有可能發(fā)現(xiàn)李劼人此段轉(zhuǎn)述的“虛構(gòu)性”而代為之生疑的。諸如此類的情形在頭版《大波》中比比皆是，需要仔細辨別，而尤其涉及一些史實性細節(jié)的地方，一些歷史人物私下對答的場景，諸如端方被殺的詳情，趙爾豐忖度如何對付紳士們的心理活動，趙爾豐身首異處的過程等等，讓人不禁納罕，會發(fā)出“爾何知之”的疑問。表面上看，1937年的《大波》繼承的是《左傳》史傳小說的寫人傳統(tǒng)，大量虛擬對話穿插其間，為錢鍾書先生所說“蓋非記言，乃代言爾”。[18]然而，彼時尚未接受現(xiàn)實主義觀念的李劼人顯然深知材料的非真實性，也并不那么熱衷于在此基礎(chǔ)上建構(gòu)“現(xiàn)實”的幻覺，或者說，想要刻意去掩飾小說的虛構(gòu)本質(zhì)。在涉及史實的層面上，李劼人非但不愿“再造”真實，還故意借全書中這個一直存在的虛擬敘述人，來引起人們對“風談”的審視。特意加上的“據(jù)說”等字樣，其實正是在提醒人們，他想要展示的，幾乎全部是“民議”，是權(quán)威消息經(jīng)風聞、風傳最終到達接收群體的過程。這也是1937年的《大波》區(qū)別于一般講史小說的地方，和當時坊間流行的《四川血》《蜀辛》等紀時類小說更大異其趣。這種擬謠言的龍門陣聲口，簡直構(gòu)成了舊版《大波》最有特色的敘述者職能。

三、龍門陣中的輿情、民情

1937年的《大波》中，除了少量對時事的必要交代、對主人公行為的敘述，整部小說都是由連篇累牘、不避冗長的“對話”和對人物言語的“轉(zhuǎn)述”構(gòu)成的。此二者組成了小說龍門陣敘述的主要內(nèi)容。龍門陣即四川人聊天，講故事。此前人們往往喜談作為一種民俗和方言的“龍門陣”，大都從語言風格的角度盛贊李劼人的“諧趣風雅，而又大眾化”，[19]極少數(shù)學者注意到小說中人人都在擺龍門陣的現(xiàn)象——即整個保路風潮的來龍去脈都是在眾人交頭接耳團團圍坐擺說龍門陣中擺出來的，[20]卻還沒有人將龍門陣和小說的主題聯(lián)系起來。實際上，兼有講故事和信息傳達兩種功能的擺龍門陣，在小說中既是講述手段，也是作者想要表現(xiàn)和反觀的對象。

在小說文本中，對他人言語的轉(zhuǎn)述有相當一部分便是周善培所指責的“謠言”或者說“流言”。隨著事態(tài)的發(fā)展，這些對話和言語流織成了一張足以與官方文本“隱然相抗”的“口傳網(wǎng)絡(luò)”，其形成也與其時清政府對輿論的高壓政策有關(guān)。隨著事態(tài)的升溫，郵傳部早就禁止拍發(fā)一切與路事相關(guān)的電報。七月十五封城之后，所有外界的信息只能靠最原始的口耳相傳的方式進得城來。然而，“壇子口易封，人口難封”。“成都慘案”發(fā)生后，城中的謠言之多，已成為值得特別加以觀照的對象。七月十五亂事的內(nèi)幕，便經(jīng)由不同人從不同角度“轉(zhuǎn)述”了出來：有黃瀾生從街上聽來的消息，有在衙門工作的孫雅堂講述事變的“逸聞”，自城外歸來的楚子才述說了二十里城外的聽聞，以及彭家麟向他轉(zhuǎn)述的武侯祠紅牌樓兩戰(zhàn)情況（也是全本中最復雜的一處轉(zhuǎn)述）。在諸多版本中，只有傅隆盛的第三人稱內(nèi)部視角的敘述，沒有給人一種“講述”的感覺，而是將民眾為救蒲殿俊、羅倫等立憲派紳士，紛紛圍攻制臺衙門，卻慘遭射殺的親身經(jīng)歷直接“顯示”了出來。這一段尾隨傅掌柜的敘述在整本小說中顯得格外突出，成了唯一一處營造“真實”幻覺的情節(jié)：

“死是那樣的可怕，它把群眾的喉嚨全扼住了，使得千數(shù)的人只顧撲撲跌跌的朝頭門外跑，而都緊咬著牙巴，喊不出一點聲音。一霎時，大堂下面的壩子就騰空了，除了五具還在流血的尸身外，就只有好些擠落了，不及拾起的各種鞋子。”[21]

沖在最前面的，永遠是被鼓動起來的無聲的平民，紳士們不過扮演了斗爭的指揮者和臨危不懼的思想領(lǐng)袖的角色。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了血寫的真實，不論第二天趙制臺貼出的妙文多么堂皇，也難以抹去傅隆盛記憶里的血跡，而只是徒然聚積起累累仇恨。此處豁然閃現(xiàn)的分明是作者站在民眾一邊的真實立場和回溯歷史時的理解之同情。

事件過后，在“聚眾入署，格殺勿論”的威懾下，“趙爾豐的威勢，與百姓們的謠言，成了一種正比例的水漲船高之勢。”于是，對輿情的描述又開始占據(jù)最主要的篇幅。關(guān)于成都東門外“開宗明義第一戰(zhàn)”的“實況”，就是經(jīng)所謂“目擊戰(zhàn)爭經(jīng)過的居民，克實的述說起來”的。被困城外的小兒子振邦和表哥楚子才回到家中，本該真情流露的團聚場面，竟被楚子才大段大段地轉(zhuǎn)述彭家麟親眼所見的城外戰(zhàn)事所取代，真相即在各路消息相互矛盾、相互沖撞的“轉(zhuǎn)述”中不動聲色地大白了。至此，“謠言”的產(chǎn)生和傳播機制，簡直成了意欲探究的主題，敘述者開始不惜筆墨地為之大發(fā)議論：

“大家在制造之初，自己自然是不相信的，但是說過幾遍之后，自己的耳朵聽順了，再經(jīng)別人聽見，一轉(zhuǎn)述過來，自己硬不肯信就是自己捏造的。也必如此，而后這碗茶才能喝得起勁，連連喊著拿開水來！而這苦悶陰沉，憂郁凄清的光陰，也才度得過去。

不過打仗的事情，老是沒有好多變化，不是勝，就是敗。加以現(xiàn)在戰(zhàn)爭，據(jù)陳占魁所述的經(jīng)歷，又不過在營盤時，教一些站攏來，散開去，舉槍，放；開出去時，跟著一班老兵，先是著槍走，走到差不多時，一聲號令，就橫起散了開來，各人找一個土堆堆，爬在地上。前頭連人影都看不見，只要聽見老兵說，放！就放，放了貫子，又放。……報數(shù)；似乎沒有丟一個人，也沒有人‘掛彩，’——也是軍隊里的名詞，意謂受傷，也居然傳到傅掌柜的口里。——然后又著槍，走回來。據(jù)說打了三回，都如此。……現(xiàn)在打仗的實情，就是這樣，那嗎；（太簡單了！那里有評書場上說《三國》上的戰(zhàn)爭，你擺一個啥子陣勢，我又擺一個啥子陣勢，你如何一刀砍來，我又如何一槍刺去的那么熱鬧。）就因為太簡單之故，傅隆盛的制造，有時真感覺困難，他就只好談些與戰(zhàn)事有關(guān)的逸聞來濟窮了。

自然，在傅隆盛的口里，官兵是準敗不準勝的。……既然傷的如此其多，然何好多日子，又沒有傷兵抬回來呢？這是一個絕大漏洞，甚惜傅隆盛當時還不知道有野戰(zhàn)醫(yī)院后方醫(yī)院這些組織，所以才累得他千思萬想，想出了一個圓誑之法：“田徵葵王棪他們多狡猾呀！生怕傷兵抬回來的多了，越使城里人曉得他們在打敗仗，越是高興，所以他們才吩咐下來，凡是傷兵，在白天只準抬到紅牌樓武侯祠，要等夜深人靜了，才悄悄抬進城來。”[22]

這段話談的便是“謠言”散播源之一的修傘匠傅掌柜，在七月十五封城后的混亂中如何于茶館的龍門陣擺談中制造戰(zhàn)報、臆想時局，繼而也成為了輿論領(lǐng)袖的過程。經(jīng)歷了制臺衙門前“開紅山”一幕，傅隆盛對趙爾豐可謂恨之入骨。他的行為代表了大多數(shù)仇恨的市民的企盼和心聲。這段夾敘夾議的文字由各種引語自由拼貼而成，每一處引語都代表了不同的聲氣，有的還同敘述者的聲音混同一體，是李劼人小說在傳達街談巷議時比較典型的一段程式化敘述，也是一處絕妙的龍門陣修辭。引文中括號里的部分，就像是在模仿傅隆盛的口吻。還有不那么明顯的：

這一下，就只聽見噼里啪啦，一片槍響，也不曉得先是這邊的槍嗎？還有“敵人”——這是軍隊里的名詞，公然傳到傅掌柜的口頭來了。——的槍呢？打夠了，手也軟了，號聲吹著“達！滴達！”老兵說上刺刀，這是沖鋒號，“記著！沖到敵人跟前，就拿刺刀戳過去，要向著胸膛，向著肚子戳！”

這一段以參過軍的陳蕎面為“主述”，引號中老兵的聲音穿插其中，而破折號里的部分則是敘述者的補敘，如此，一段文字至少混合了傅隆盛、陳蕎面、老兵以及敘述人四種聲音，也就是陳蕎面轉(zhuǎn)述老兵的話和自己的從軍經(jīng)歷給傅隆盛聽，敘述者再轉(zhuǎn)述給敘述接受者聽，成了名副其實的“多聲部”的雜語對話。一方面，近似于韓南所說的“類說書人聲口”，當書面化的敘述進入對陳蕎面和老兵的二級、三級轉(zhuǎn)述時，擺龍門陣的人（說書人/敘述者）分明在盡其所能地模仿龍門陣中人物（陳蕎面/傅隆盛/敘述接受者）的心態(tài)口吻說話。而另一方面，此種雜語敘事又很有利于敘事干預，也就是通過自由間接體中的“插入”部分（如以上引文中著重顯示的“老是”“公然”“自然”“既然……然何……又”等等），嫻熟地控制好與二級、三級敘述之間的關(guān)系，從而巧妙地將敘述者（乃至作者）同所敘之人、之事間離開來，以便于滲入自己的反諷和判斷。此種“夾敘夾議”的干預一方面提示人們，小說所再現(xiàn)的不過是“民議”，或者說“民”眼中的事態(tài)發(fā)展，另一方面也將盡可能多的、針鋒相對的觀點和傾向容納進敘述中。

這種眾聲喧嘩的議論特征，最鮮明的體現(xiàn)在小說借各類人物之口對周善培（“周禿子”）形象展開的議論。關(guān)于周善培的歷史形象，頗不同于《暴風雨前》（1936）中“一邊倒”式的評價，有怨聲載道的一面，就有為之辯護的聲音。《大波》中半官半紳的典型黃瀾生的一大功能就是為周善培辯護。有趣的是，盡管李劼人擬謠言體中的敘述聲音已盡顯曲折意味，所傳達的也不過是一種時人的普遍認識，卻還是惹來當事人從故紙堆里跳出來申訴一番。而后人之所以更愿意將小說中多數(shù)派的言論當做歷史事實來接受，究其原因很可能還是因為無論是意多婉轉(zhuǎn)、含混的“擬謠言”體，還是對各階層人士話語津津有味地模擬，這些多少有些刻意為之的修辭性設(shè)置無不是為了將信息的“接受者”也拉入當時的語境中，來參與辯論與評判。從小說修辭的角度看，當敘述者同他的接受者共處于同一個語境中，“這種關(guān)系就是一種修辭關(guān)系，亦即作者通過作為技巧手段的修辭性選擇，構(gòu)成了與敘述者、人物和讀者的某種特殊關(guān)系，由此達到某種特殊的效果。”[23]韓南曾認為，這種西洋小說不太重視的、建立在讀者和作者共有的默契之上的語境，在中國白話小說中體現(xiàn)為一種職業(yè)說書人面對觀眾說書時的“模擬情景”。[24]在此，不妨將小說中的議政現(xiàn)象視為敘述者以各種聲口不斷模擬各路人士的沖突交鋒，以此來邀請不同政見立場的聽者不斷加入。在《大波》中，借助于成都街頭茶館里那些擺龍門陣的閑人和他們的聽眾，這一情境得以不斷復現(xiàn)。最終，連千載之下的讀者也不過再次充當了白話小說中“看官”一類的角色，他們在閱讀中受到召喚，重新進入昔日風潮的場景中。只不過讀得細的專業(yè)讀者卻很難再受到“民氣”的鼓蕩，他們敏感地接收到了來自敘述人的“間離”信息。但說到底，這樣的讀者畢竟是少數(shù)，大眾輿論依然威力無窮。也許正是有憚于此，周善培這樣的人才會跳出來繼續(xù)幾十年前的“危機公關(guān)”，來不遺余力地為自己爭取此刻和未來的讀者罷。

成都茶館中擺龍門陣的人

四、“民”眼中的保路大戲

李劼人小說的主旨，終究淹沒在他苦心營造的公共輿論的軒然大波中了。輿論代表的就是大多數(shù)人的聲音，所謂民氣和民意。七月十五趙爾豐鎮(zhèn)壓民眾的成都慘案發(fā)生后，上海的《民立報》曾于半個月后將專刊路事的《成都特別通信》通訊專欄推到最主要版面。[25]在“非虛構(gòu)”名義下大張旗鼓進行的這一系列報道，表面上直陳事件骨架，卻寓憎恨于行文中，角度不言自明，代表了時人對政治內(nèi)情的一種流行判斷。戴執(zhí)禮曾將其收入《保路運動史料匯纂》，視之為“席卷全川的罷市罷課、抗糧抗捐”的“紀實”報道來對待。很明顯，這一類聲音卻僅僅構(gòu)成了《大波》敘述的表層，亦即所謂民意——“民”眼中的事件因由及其走向。但李劼人的此版小說無疑想突出的是“民氣”的聲勢和易操縱。

小說中的“民氣”，這一反復出現(xiàn)于不同人物之口達16次之多的“新名詞”，屬于典型的“啟蒙語言”，是從維新思想家梁啟超“欲興民權(quán)，宜先興紳權(quán)”的主張中申發(fā)出來的。[26]在《大波》中，民氣的激漲，不僅要以消息的靈通和地方精英的造勢為前提，還需依靠言論機關(guān)諮議局的制度保障。歷史上的四川諮議局開辦于1909年9月1日，正副議長皆為立憲派人，借諮議局這一政治機構(gòu)，以興“紳權(quán)”而弱官權(quán)。四川諮議局成立大會上川督趙爾巽說：“大權(quán)統(tǒng)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且“建言之權(quán)在民，執(zhí)行之權(quán)在政府”，[27]地方封疆大臣仍然大權(quán)在握，而且可以命令所謂“民權(quán)”機構(gòu)行事，所以《大波》中的諮議局是“假立憲”的言論機構(gòu)。但另一方面，輿論要求政治改革的迫切，使得一部分具有改良思想的人士既要仰承清廷意旨，又不能不順應人心，還要爭取個人的社會聲望與地位，[28]于是紳權(quán)與官權(quán)，立憲派與清廷之間的明爭暗斗此起彼伏，成就了一個個戲劇性的看點。

四川歷史上，身為議員的立憲派首腦們要么是當?shù)氐拿T望族，如蒲殿俊，要么在地方上有相當?shù)能娛铝α浚缌_倫，要么富甲一方，像股東會董事長鄧孝可。他們既是議員、又是股東，是新政以來由舊的紳士群體分化涌現(xiàn)出的新的得勢者，是那些活躍在臺面上、自以為能夠左右輿論和治亂的風云人物，是人們所以為的歷史事件的主角。在他們的推動下，清政府將建筑并設(shè)立鐵路之權(quán)，歸于各省自辦。錫良在任時期，官督商辦的川漢鐵路公司遂以認購和捐輸?shù)姆绞剑瑢⑺拇ǖ挠挟a(chǎn)者全部強拉為“股東”，這便無異于伏埋下了全民動員和“革命”的定時炸彈。四國銀行唆使清廷將鐵路干線收歸國有，這一舉動更刺激了地方自治的維憲精神。辛亥年的第三次政治大請愿失利，[29]給予了立憲派精英們前所未有的正當性，他們打算利用自己的聲望，充分借助信息優(yōu)勢，通過新聞報紙、集會、演講、請愿等方式，發(fā)動民眾來進行政治抗爭，以達到收回國有成命，廢除借款合同，同時伸張紳權(quán)的目的。

據(jù)記載，五月二十日的鐵路公司緊急會議做出了成立保路同志會的決定[30]。然而，在流民吳鳳梧和中學生楚子才眼里，保路同志會的成立，卻不過是外人完全看不清門道的一場鬧劇。臺上會長羅倫聲淚俱下地賣力“煽動”，臺下毫無秩序，充斥嚎啕聲、謾罵聲、拍巴掌聲、不可名狀的激動情緒和一哄而上的簽名。閏六月二十三日鐵路總公司的保路同志職員會，小學生上臺拼命哭喊要做“愛國娃兒”，年過六旬的府學蒙裁成泣不成聲，整個會場變成了“號喪之所”，一介平民傅隆盛被眼淚感染，成了宣傳保路的熱心人。而罷市一天后的保路同志會臨時大會，則索性上演了一出官、紳默契配合的絕妙好戲。鄧孝可、羅倫等人以退為進，站在官方立場上冠冕堂皇地勸民眾開市，被激怒的民眾便果然接受了周善培“有序罷市”的主張。市民罷市罷課本來是羅、蒲等人為逼迫趙爾豐出奏而使出的“殺招”，誰料達到目的之后的立憲派卻再也無法掣肘，輿情完全失控。更出乎羅、蒲等人意料的是趙爾豐的誘捕和大開殺戒。他們的被捕，直接導致四川亂事由“和平爭路”演變?yōu)槲溲b斗爭。等到革命黨人舉事成功后大勢已定，被釋放的立憲派首領(lǐng)們再無回天之力，民眾們不再相信他們的把戲，《告四川伯叔兄弟書》成了連傅隆盛等都嗤之以鼻的迷魂湯。東校場事變最終將立憲派趕下歷史舞臺，被李劼人塑造成拿破侖形象的尹昌衡上了臺，四川遂進入軍人主政時期。

李劼人用了全書近三分之一的筆墨，耗時耗力地專門描述了辛亥年七月以來的這一出由四川立憲派和地方官吏們合演的保路大戲。在李劼人的多層級敘述中，廣大民眾和那些立場曖昧的下層士紳既是他們操弄的對象，也是“看戲”的觀眾。正因此，被周善培揪出的那段話才聽來格外刺耳：

“四川獨立的內(nèi)情，據(jù)說全如上述，而初三日幾位紳士上院質(zhì)問，本是排好的一出戲，趙爾豐不把押解進京的新命拿出，而出以示人的，乃是回任川邊的舊命者，也是應有的戲文。

很明顯，這敘述無疑想表明：在民眾的眼里，四川立憲派同整個力圖集權(quán)的官僚體系之間因路事而起斗爭，曾妄想利用“民氣”來與之博弈，后因革命派的趁虛而入導致大權(quán)旁落，復又與皇權(quán)短暫茍合，卻未想“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最終弄巧成拙，遭致“民”的徹底遺棄——在舊版中，無論是兩個群體的合作抑或分離，無不顯示出這種地方自治的憲政機制的不堪一擊。而凡是由立憲派主導的場面，也多少含有了對“紳權(quán)附麗于民權(quán)”之時代的深刻嘲弄。

時人所繪川漢鐵路公司股東大會圖，誦清堂主人：《辛亥四川路事記略》，轉(zhuǎn)引自《四川省圖書館館藏四川保路運動史料書影匯編》，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年。

余論

在保路運動達到高潮的1911年，還是一名中學生的李劼人曾懷著極大的熱情投身其中。二十年后，這位從事新聞工作多年的資深媒體人不僅在小說中冷眼旁觀當年的民氣沸騰，亦憑借他獨特的龍門陣修辭帶出了對社會輿論和立憲何以失敗的自家思考。在他看來，作為政治近代化最重要方面的民眾參政并未能真正實現(xiàn)，小說家于是借小說中的人物話語，尤其是某種擬謠言聲口，對民主政治之虛妄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諷刺。這種憑借對話的“轉(zhuǎn)述”連綴起諸多秘聞軼事的手法，其實亦是晚清新小說“摭拾話柄”、“以成類書”的議政功能的延續(xù)，只不過，李劼人是第一個將這大把“話柄”上升為“主題”之人。

有意思的是，到了1950年代的重寫版中，此種婉而多諷的龍門陣修辭便基本消失遁形了，取而代之的更是對對話、人物動作和場景的直接呈現(xiàn)，讓“場面自己出來說話”。[31]彼時接受了現(xiàn)實主義觀念和手法的小說家，已經(jīng)注意到“革命現(xiàn)實主義”需要的可能是更透明的修辭，盡管他自己的寫作永遠無法歸入這一行列。于是他不再滿足于稗史意義上的借題發(fā)揮，脫掉了所謂“稍嫌舊式的筆調(diào)”（郭沫若），開始向正襟危坐的史官寫作轉(zhuǎn)變。與此相應的，重寫本《大波》歷史敘事的重心，也漸漸轉(zhuǎn)移到了在暗中真正主導風潮走勢的革命黨人身上。當《大波》向著情節(jié)緊湊，矛盾清晰集中，場景典型化的小說類型逼近，歷史小說才真正成為他表明自己的革命觀和近代史觀的得力工具。而暗含在這一轉(zhuǎn)變背后的，正是小說這一文體從舊社會的“小道之言”向社會主義文化建制的核心地帶挺近的歷史性過程。

四川保路運動浮雕

注釋：

[1]一說為：1954年，李劼人赴北京參加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期間，與作家出版社商妥，會成后將依次修改或重寫《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和《大波》。《大波》重寫本上卷完成于1957年5月，單行本于1958年3月出版（1960年重印時，改上卷為“第一部”），第二部幾易其稿，1959年底完成，第二年6月出版，第三部于1961年12月完稿，原計劃1963年脫稿的第四部因行政事務和雜事纏身而一直寫作緩慢，直到作者于1962年底因病離世前，尚有30萬字未完成。參見李眉：《李劼人年譜》，《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2期。

[2]張義奇：《革命由背景向場景轉(zhuǎn)換》，《李劼人研究：2011》，成都：四川出版集團，2011年，45頁。 

轉(zhuǎn)載自“海內(nèi)外中文文學”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