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被經典的文本與可能的閾度——“蕭軍現象”與《八月的鄉(xiāng)村》的接受及經典化際遇

摘要：蕭軍的長篇小說《八月的鄉(xiāng)村》1935年在魯迅的關照下印刷出版，因魯迅的光環(huán)得以形成接受的既定視野并進入新文學史。但尷尬的是，85年來，《八月的鄉(xiāng)村》出現了出版?zhèn)鞑ブ疅崤c文學史載入之冷的頗有意味的“蕭軍現象”。由于后來的接受者多單一地認同與維護魯迅《序言》所提及的《八月的鄉(xiāng)村》的題材意義，并借比較《毀滅》《鐵流》與《八月的鄉(xiāng)村》之異同提高作品的藝術價值。殊不知，《八月的鄉(xiāng)村》本身的藝術性不足以支撐其作為經典的存在，小說在結構、人物、技法及語言上不可否認地存在諸多不足，接受視點也互相沖突，最終呈現在新文學史上便是一部“被經典”的文本。為打破這一局面，接受者不能僅認同《八月的鄉(xiāng)村》的“先鋒”意義，還要正視《八月的鄉(xiāng)村》本身所存在的不足，進而在《八月的鄉(xiāng)村》的文學史意義，作家經歷與文學本事研究，抗戰(zhàn)小說中外籍人物形象塑造等審美藝術的層面上打開新的視點，為文本的經典化提供可能的閾度。

關鍵詞：“蕭軍現象”；《八月的鄉(xiāng)村》；接受；被經典；

《八月的鄉(xiāng)村》初版本

蕭軍

一、何謂“蕭軍現象”

一般而言，人們會將一個作家在其歷史時段中出現的某個悖論現象稱之為“某某現象”，在現當代文學中比較典型的如“何其芳現象”“路遙現象”等。這一情形也許并非普遍存在于某些作家身上，但對于個案而言確實是一個不可否認的存在，蕭軍即是。

1935年7月，在魯迅的鼎力助薦下，蕭軍的《八月的鄉(xiāng)村》作為奴隸叢書之二由上海奴隸社初版。署名田軍。由于小說表現東北人民的抗日烽火，又有魯迅的序言，出版后頗受歡迎。1936年2月再版，3月三版，4月四版，8月五版，11月六版，1937年4月七版，同年6月八版，1938年1月九版，1939年1月十版。小說出版不到四年即印行十版，可謂熱銷之作了。抗戰(zhàn)勝利后，《八月的鄉(xiāng)村》又由大連市文化界民主建設促進會于1946年4月初版，5月再版，10月三版。同年12月由作家書屋列為《北方文叢》之一再次刊行，蕭軍專為此版題寫《前記》：《為抗戰(zhàn)后〈八月的鄉(xiāng)村〉初版而寫》，1947年8月第二次印刷，1949年1月第三次印刷。期間，即1947年4月，由蕭軍創(chuàng)辦的魯迅文化出版社重印《八月的鄉(xiāng)村》10000冊（東北書店代印），8月再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蕭軍將《八月的鄉(xiāng)村》作重要修改后交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54年9月出重排本，20000冊；同年11月第二次印刷，16000冊，1955年4月第三次印刷，8000冊，1957年10月第四次印刷，9500冊。短短三年，僅人民文學出版社就印刷四次共53500冊，加上之前的出版頻次與印數，《八月的鄉(xiāng)村》無論如何都應該列入熱銷書的行列。

然而吊詭的是，1950年代的各類文學史著作對《八月的鄉(xiāng)村》卻頗為“冷淡”—或是偶爾敘述，或是一筆帶過，或是根本不提。如，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在論及東北作家群時，只提到“蕭軍更寫出了長篇《八月的鄉(xiāng)村》，編在魯迅主持的《奴隸叢書》里”，且主要以魯迅《序言》為基礎做出總結性評價；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幾乎一筆帶過：“他們的作品大多反映東北人民的抗日斗爭。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蕭軍的《八月的鄉(xiāng)村》”，雖同樣參考魯迅的《序言》作評，但顯然更為簡單。而李何林等的《中國新文學史研究》在介紹“九·一八”后一批東北作家時，未提及蕭軍的作品；蔡儀的《中國新文學史講話》只有《生死場》而無《八月的鄉(xiāng)村》；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和張畢來《新文學史綱》對《八月的鄉(xiāng)村》更是一字未提。文學史敘述的“冷”與小說出版的“熱”，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之后，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八月的鄉(xiāng)村》直到1980年10月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以1954年版的《八月的鄉(xiāng)村》為底本，第五次印刷，40000冊。與此同時，1984年5月上海文藝出版社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在“長篇小說卷”中，《八月的鄉(xiāng)村》與《倪煥之》《子夜》《家》《死水微瀾》一起名列五部新文學優(yōu)秀長篇小說之一。這無疑極大地提高了《八月的鄉(xiāng)村》的經典性與影響力。1985年6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將《八月的鄉(xiāng)村》作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叢書”再次印行，30400冊。1985年11月，上海書店以《魯迅作序跋的著作選輯》為名，收錄《八月的鄉(xiāng)村》原版影印，3500冊。2005年5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60周年叢書”中又一次選編了《八月的鄉(xiāng)村》，為“中外十篇”中的第一篇，首印8000冊，2006年12月第二次印刷，1500冊。2009年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將其列入“中國現代中篇小說藏本”印行，10000冊。此外，還有一些出版社也多次出版了《八月的鄉(xiāng)村》，如，2008年6月華夏出版社為“紀念作家蕭軍百年誕辰”編的《蕭軍全集》，第一輯第一篇就是《八月的鄉(xiāng)村》；中國現代文學館編《中國現代文學百家》,蕭軍及《八月的鄉(xiāng)村》入選，2009年1月由華夏出版社出版，2000冊；2011年1月又以《蕭軍精選集》為名重印；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編輯出版的 “抗戰(zhàn)時期黑土作家叢書”（十卷本），《八月的鄉(xiāng)村》為《蕭軍集》第一篇；花城出版社選編的“中篇小說金庫”也包括《八月的鄉(xiāng)村》，于2016年9月出版。《八月的鄉(xiāng)村》的出版可謂常熱不衰。

不過，如果我們對上述出版時間稍加縷析就會發(fā)現，《八月的鄉(xiāng)村》的大多數再版時間，都是以重要的歷史時間節(jié)點作為出版周期的，如，1980、1985、2005年分別是抗日戰(zhàn)爭勝利35周年、40周年、60周年；2006年、2011年、2016年分別是“九一八事件”75周年、80周年、85周年；2009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等。不僅出版時間多具有歷史節(jié)點性意義，在叢書的編排過程中，《八月的鄉(xiāng)村》也被選入“杰作”“藏本”“經典”之列，這無疑從傳播的層面?zhèn)鬟f出“經典”的意味。

然而同樣尷尬的是，《八月的鄉(xiāng)村》在1980年代以后的文學史敘述中仍然沒有取得相應的地位，所寫進的文字與所給的篇幅并無新見和實質性突破，甚至更多的是一種輕描淡寫式的呈現。如，黃修己在《中國現代文學簡史》“肖軍、肖紅等東北作家群”一節(jié)中，引用魯迅、周揚的評論闡述了《八月的鄉(xiāng)村》的主題和內容；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左聯’與左翼小說”一節(jié)在與蕭紅的對比中討論了蕭軍及《八月的鄉(xiāng)村》；程光煒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對《八月的鄉(xiāng)村》的論述并沒有出現在相應時間的上編里，而是在下編（1937—1949）敘述東北流亡作家與流亡文學時作回溯，并未具體展開；劉勇主編的《百年中國文學史》用“同受魯迅關注”的方式將《八月的鄉(xiāng)村》的介紹設置在“蕭紅與東北作家群”一節(jié)；11唐弢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增訂版）只論及“左聯”文學情況而未涉及蕭軍；嚴家炎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蕭軍、蕭紅、端木蕻良與東北作家群”將《八月的鄉(xiāng)村》作為東北抗日文學代表予以一瞥；黃曼君，朱壽桐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在左翼文學陣營的敘述中圍繞蔣光慈、丁玲、柔石等人展開，未提及蕭軍；丁帆的《中國新文學史》主要在“左翼文學”一章概述蕭軍的創(chuàng)作，至于《八月的鄉(xiāng)村》則是在同穆時英和張?zhí)煲淼膶Ρ戎袦\析其主題性。即便是張中良在近期專為東北抗日文學編纂的《1931—1945年東北抗日文學大系》所撰寫的《總序》里，也僅僅將蕭軍《八月的鄉(xiāng)村》、蕭紅《生死場》以及端木蕻良《大地的海》與《大江》并提，認為他們“都寫出了民族精神風貌的可喜變化”。

由之我們不難發(fā)現，若以出版論之，《八月的鄉(xiāng)村》的確出版頻繁，銷量可觀，可用“熱”來形容，似乎也具備了經典的意味；但若以入史論之，《八月的鄉(xiāng)村》被納入文學史話語體系的進程與現狀卻顯得頗為尷尬，可用“冷”來表示。這一出版?zhèn)鞑ブ疅崤c文學史載入之冷，形成了頗有意味的“蕭軍現象”。《八月的鄉(xiāng)村》為什么會出現這一現象？《八月的鄉(xiāng)村》是否是一部“被經典”的文本？如果是，那么，它是如何“被經典”的？這一指認在何種限度上影響了我們對文本的理解？我們應當如何認識《八月的鄉(xiāng)村》的文本意義？本文將對這些問題作出具體回答。

二、被經典的文本

眾所周知，《八月的鄉(xiāng)村》是在魯迅的親自修改、作序、引介和支持下印刷出版的，一開始就籠罩著魯迅的光環(huán)。在《序言》中，魯迅這樣寫道：“不知道是人民進步了，還是時代太近，還未湮沒的緣故，我卻見過幾種說述關于東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說。這《八月的鄉(xiāng)村》，即是很好的一部，雖然有些近乎短篇的連續(xù)，結構和描寫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毀滅》，然而嚴肅，緊張，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致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這篇序言伴隨著《八月的鄉(xiāng)村》的出版成為小說接受的第一篇文字，幾乎是“與小說共存、共在的”。在序中，魯迅看似簡要評述了《八月的鄉(xiāng)村》的三點價值：一是在表現東三省的題材中，這是作者所見的很好的一部；二是小說的結構雖不似長篇，描寫人物的手段也不及法捷耶夫的《毀滅》，但藝術氛圍恰當；三是作者的愛國之心與題材的鮮活歷歷在目，顯示著中國的希望；但實際上，這三點當中，只有作品的選材意義被魯迅予以充分的肯定，至于小說的藝術，魯迅并未褒獎。或許在魯迅看來，在當時的歷史情景下，藝術上的粗糙等問題，可以因題材的先鋒性而得以諒解，這也是他在回應狄克（張春橋）的攻擊性指責時，提出“我們有投槍就用投槍，正不必等候剛在制造或將要制造的坦克車和燒夷彈”的重要原因。這當然強化并維護了《八月的鄉(xiāng)村》的現實價值與歷史意義，但也為作品的經典化隱憂埋下了伏筆。這主要表現在：

（一）魯迅之后的接受者多單一地從認同與維護的視野肯定《序言》所提及的《八月的鄉(xiāng)村》的題材意義。小說剛出版時，周揚就將《八月的鄉(xiāng)村》和《生死場》一起作為“國防文學”的代表，在《光明》上發(fā)文指出：“由《八月的鄉(xiāng)村》和《生死場》，我們第一次在藝術作品中看出了東北民眾抗戰(zhàn)的光榮，人民的力量，‘理智的戰(zhàn)術’……他們的作品表現出在過去一切反帝作品中從不曾這么強烈地表現過的民族感情的。”周揚高度重視作品所反映的東北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意義，評論的重心在于《八月的鄉(xiāng)村》對民族情感的鼓舞作用，其題材的重大時代意義和政治敏感力再次得以強化。提倬云分享他的閱讀體驗時說：“我以為是一個中國人都應該讀一讀，青年朋友們就更該讀。這里‘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思路和活路’。”這顯然是對魯迅《序言》的化用，也旨在強化小說題材的重要性。進入新時期后，小說所表現出來的時代感、民族性亦成公論，學者們仍借用魯迅的評判作為論證《八月的鄉(xiāng)村》題旨的支撐性理由的情況仍屢見不鮮。還有論者將《八月的鄉(xiāng)村》更具化為：“從九·一八事變到抗日戰(zhàn)爭的爆發(fā)這段歷史時期內，正面地、直接地、及時地反映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帶給東北人民的苦難和東北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武裝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八月》是小說中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幾十年來的《八月的鄉(xiāng)村》的接受視點就是對魯迅既定視野的認同與維護。正如季紅真在《魯迅序言對〈生死場〉的經典定位之后》一文中所說：“魯迅的序言像一個大動機包，此后的話語體系對《生死場》及其蕭紅文學的闡釋，都只是角度的調整，側重點的不同，論點幾乎都可以追溯到這最初的閱讀發(fā)現。”將其對換于蕭軍及其《八月的鄉(xiāng)村》，也是完全適用的。

（二）借比較《毀滅》《鐵流》與《八月的鄉(xiāng)村》之異同提高作品的藝術價值。魯迅之后，紺弩發(fā)表《讀過的書：〈八月的鄉(xiāng)村〉》一文，稱小說“把中國民族生存的每一個戰(zhàn)斗，史詩地展開在讀者面前”，且“不減于《鐵流》或《毀滅》之在世界文壇”。從小說內容的角度將《八月的鄉(xiāng)村》與《鐵流》《毀滅》并論。而后張毓茂認為：“魯迅在評論《毀滅》和《鐵流》時曾說：‘這兩部小說，雖然粗制，卻并非濫造，鐵的人物和血的戰(zhàn)斗，實在是夠使描寫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嬌百媚的佳人的所謂美文，在這面前談到毫無蹤影。’把這話移來評價蕭軍作品的風格，也許差可近似。”廬湘緊跟其后，也表示對此種比較的認同：“從總的政治傾向、人物的精神面貌，以及作家所表達的美學理想”方面，“它是無產階級的愛國主義的杰作，是中國的《毀滅》與《鐵流》。”沈衛(wèi)威同樣談到《八月的鄉(xiāng)村》“不論是故事的敘述角度、文體、意象，人物形象，還是從中體現出的總體風格，都烙有《毀滅》影響的印跡”，而且，“就《毀滅》《八月的鄉(xiāng)村》來看，盡管這種‘相似’影響表現為‘一個成為一件藝術的杰作，一個成為光榮的記錄’，但由于國情的相似，尤其政治文化氛圍驚人的相同，和作品的‘應時’、‘機遇’等外在因素的作用，《八月的鄉(xiāng)村》成功了，蕭軍也因此而成功了。”上述闡釋都只是僅僅外在地看到二者藝術上的鑒痕，卻并未由此深入分析各自的得失。但是，從魯迅“也不能比”的切實之言，到“不減于”的肯定，再到“差可近似”的包容，最后上升為“是中國的《毀滅》與《鐵流》”“成功了”的贊詞，《八月的鄉(xiāng)村》不僅在題旨層面，更是在小說風格和審美藝術層面均被提高為一部可以與《鐵流》《毀滅》相提并論的作品。

實際上，對于《八月的鄉(xiāng)村》的題材意義也是有不同意見的。喬木在肯定《八月的鄉(xiāng)村》“全新的場面，新的人物、新的背景”的積極意義的同時，敏銳地注意到“對于滿洲民族戰(zhàn)爭的多面性卻未能有充分的把握。它沒有能觸到全中國的政治背景，甚至也沒有觸到全滿洲的政治背景”，的確，小說將筆觸集中于這一個東北的鄉(xiāng)村，集中于這一支人民革命軍的行進、戰(zhàn)斗、撤退、轉移的斗爭過程，敘事場域相對封閉，我們看到僅僅是某處的激烈戰(zhàn)斗，難以看到東三省及全國的社會全貌。逄增玉通過對東北抗日聯軍史料的考證，發(fā)現“九一八”后在東北成立的抗日義勇軍，初期“由于受中共黨內和滿洲省委左傾關門主義影響，在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赤裸裸的侵略成為全民族的共同和首要任務的時刻，混淆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主次關系”，因而《八月的鄉(xiāng)村》“不是單純的抗日或抗戰(zhàn)小說”。這也正是蕭軍在小說中描寫的地主、偽軍直接與日軍發(fā)生正面沖突較少的一個原因，這一新見，使人們重新認識《八月的鄉(xiāng)村》作為“抗日文學標桿”的歷史地位。另外，還有學者發(fā)現《八月的鄉(xiāng)村》在文本內部無法被“抗日”主題所收斂的敘事因素，認為東北作家群的抗日文學是以個人經驗的形式再現東北人民底層的生活與反抗，再經過上海左翼文壇的解讀，被二次再現為國家性的民族救亡，體現出“精英民族主義和地域的觀點相沖突”，因而“東北作家們所敘述的抗日斗爭無法簡單地被精英民族主義，即話語權既得階層的民族主義所置換。”這是從文本意圖與文本表述之間存在的張力上對“一份”與“全部”之關系的質疑，是對小說在民族宏大敘事的主題純度上的再思索。

同樣，對于《毀滅》與《八月的鄉(xiāng)村》之比較更有不同的認識。如，劉西渭認為，相比于《毀滅》，《八月的鄉(xiāng)村》是“失敗之作”。“《毀滅》的作者，事過境遷，對于蘇俄懷有堅強的信念，曉得怎樣達到一個更高的藝術效果。他絕少正面敘寫敵人的行動，如若敘寫，絕少流于情感的貶責”，而對于《八月的鄉(xiāng)村》“我們看到的是作者的文章，是作者的獨白，不是和人生一致的情理兼?zhèn)涞恼，F象”“拿詩和驚嘆符號作為她的解釋”“人物和風景同樣只是一種速寫”。31劉西渭的批評可謂一語中的。《八月的鄉(xiāng)村》盡管借鑒了《毀滅》的主題、故事架構，但在具體結構、人物刻畫、描寫手法和創(chuàng)作風格上與《毀滅》相比卻相差甚遠，文本內容的充實程度更是相形見絀，“一個成為一件藝術的杰作，一個成為一種光榮的記錄。《八月的鄉(xiāng)村》不是一部杰作，它失敗了，不是由于影響，而是由于作品本身。”32同劉西渭一樣指出《八月的鄉(xiāng)村》不足以比擬《鐵流》《毀滅》的還有李輝英，在他看來，“根據魯迅的看法，作者似乎受到了法提也夫《毀滅》的影響，這說法頗為有理，但比之《毀滅》，《八月的鄉(xiāng)村》當然還嫩得多，而且寫作的技巧，也還有待于加強。”新世紀以后，林凌認為，“在魯迅等新文化運動先驅的大力倡導和帶領下，新文學界陸續(xù)譯介了一批世界戰(zhàn)爭文學名著，如《鐵流》《毀滅》《靜靜的頓河》《西線無戰(zhàn)事》等，這些作品后來成為年輕作家模仿的典范。比如，《八月的鄉(xiāng)村》《地下》《太湖游擊隊》《邊陲線上》等小說的內容、藝術形式，甚至人物設置和情節(jié)都和《毀滅》非常相似。其中原因，不唯是中國現代文學沒有建立起現代戰(zhàn)爭文學典范，更是這些作家缺乏戰(zhàn)爭生活經驗的直接結果。”創(chuàng)作模式的同一化實際上說明《八月的鄉(xiāng)村》等作品的藝術獨創(chuàng)性有待再思。

其實，魯迅最初就認為在藝術表現上《八月的鄉(xiāng)村》遜色于《毀滅》，但后來者為了提高《八月的鄉(xiāng)村》的文學史價值，牽強地將二者做比較并試圖將二者拉到同一藝術水平上。如，逄增玉特別指出，《八月的鄉(xiāng)村》與《毀滅》相比，“同樣著重表現了在嚴酷而神圣的民族戰(zhàn)爭中，出身于不同階級、階層的游擊隊員的變化與成長過程，他們怎樣尋找個人的歷丈歸宿和人生座標，也即民族斗爭的烈火怎樣挑選、考驗、淘汰和升華著人，新的、具有歷史主動性的人怎樣在烈火中誕生。”魯道夫·瓦格納則指出蕭軍通過對法捷耶夫“對群體中每個成員特性的添加， 又保持展示了筆下主角普遍的階級特性”的學習，“重新在中國左翼文學引入了一種慣套：通過一種典型性格令主角‘個性化’（通過‘革命的’外來文本形式再次收編了中國的傳統因素）。”還有論者認為，“《八月的鄉(xiāng)村》采用橫斷面的描寫方法，情節(jié)結構近乎短篇的連續(xù)，這是受法捷耶夫的《毀滅》的影響的。但是描寫人物的具體手法又有作者自已的特點。作者寫人物的動作、語言、心理活動都是從我們民族的特點出發(fā)的，因此，《八月的鄉(xiāng)村》中的人物的思想、性格、氣質、心理活動全是中國氣派，中國作風。”上述三種接受視野都主要針對人物形象展開，或是把《八月的鄉(xiāng)村》中缺少變化、革命思想和行為趨向都語焉不詳的隊員形象與《毀滅》《鐵流》對等，或是把人物塑造的典型性和飽滿度過分拔高，甚至將《八月的鄉(xiāng)村》的價值視為略高于《毀滅》，從“借鏡”之說升級為“中國氣派”的闡發(fā)。可以說，通過與《毀滅》《鐵流》的對比提高《八月的鄉(xiāng)村》的藝術價值，實際上是有形無實的做法，這一贊譽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即，導致了我們前面所言的“蕭軍現象”的產生。

上述接受悖論沖擊了對《八月的鄉(xiāng)村》的經典的認同度，也導致了對文本接受視閾內接受環(huán)鏈的抵牾：一方面認同與維護魯迅《序言》視閾下生成的對《八月的鄉(xiāng)村》題材、主旨及其藝術價值的既定視野，另一方面又在與其的挑戰(zhàn)與質疑聲中還原《八月的鄉(xiāng)村》的藝術底色，重新認識其與《毀滅》《鐵流》的比照中產生的言過其實的接受視點。前者努力捍衛(wèi)《八月的鄉(xiāng)村》的“經典”地位，后者則盡力還原文本的藝術價值，最終呈現在文學史上，《八月的鄉(xiāng)村》的經典化際遇便成為耐人尋味的藝術問題，也將我們重新思考這一文本的可能的閾度這一文學命題，緊迫而現實地擺到了眼前。

三、可能的閾度

從已然形成的既定視野來看，《八月的鄉(xiāng)村》作為創(chuàng)作于1931年至1937年間這一特殊時期、旨在喚醒人民抗日意識的斗爭之作，以其宏大的抗日主題成為抗戰(zhàn)文學的代表，在民族矛盾尖銳的三十年代一度成為風向標。然而由于《八月的鄉(xiāng)村》過早地被權威視野和時代話語擁為“經典”，情感代替理智，遮蔽了小說真實存在的藝術漏洞，對文本的闡釋也不免錯位與片面，即便是從接受視點來看，《八月的鄉(xiāng)村》在接受本身也存在自相矛盾的論述或對文本的偏離認知。正確認識“經典認同”帶來的片面認知，剖析“蕭軍現象”產生的深層原因，開拓《八月的鄉(xiāng)村》接受的可能的閾度，我們認為，應該從以下兩個方面上展開：

（一）承認由單方面強調題材意義導致的同質化的接受困境，發(fā)現批評的偏頗和理解的限度。以魯迅的“一份和全部”為肇始，經過喬木的“正面寫滿洲與戰(zhàn)爭”和周揚的“國防文學”的視野深化，加之新時期徐塞等在《蕭軍評傳》、張毓茂在《蕭軍論》中的視閾交融，從題材的接受端肯定了《八月的鄉(xiāng)村》所取得的廣泛的社會影響,奠定了蕭軍及這部作品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縱觀《八月的鄉(xiāng)村》的接受史，無論是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還是在批評批準一元化的時代，抑或是審美觀念回歸文學場域的時期，我們都很難聽到否定的聲音。然而與接受的同質化相隨而來的是批評的偏頗。大部分接受者甚至把小說在敘事結構、人物形象、藝術風格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僅僅概括為“特點”而非“缺點”。例如，盡管許多接受者都注意到小說結構松散，是短篇的連綴且缺乏連貫的故事，“情節(jié)的開展也不夠勻稱”，但仍有論者認為“蕭軍善于從現實生活中截取一隅，表現針鋒相對的矛盾沖突”，“作品是采取綴段的結構形式……構成一幅東北人民革命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同日偽軍浴血戰(zhàn)斗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的畫卷”，“通篇雖然沒有一條明顯的、前后貫穿的情節(jié)主線，但它以描寫一支游擊隊（人民革命軍第九支隊），在艱苦條件下的進退防守、勝利挫折為重點，把一系列抗日場面和斗爭故事連綴起來，鮮明地勾劃出，在侵略者兇殘無道面前，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反抗過程。”這顯然是回避《八月的鄉(xiāng)村》作為長篇小說藝術結構的顯在矛盾，轉而以小說的思想意義移證作品的文學價值。再如小說的粗疏大抵有目共睹，但接受者或認為小說仍有“清新的氣息”，即表現在“以嚴格的現實主義手法忠實地表現了這場斗爭”；或認為“在藝術審美上表現出一種雄健、粗獷、悲壯的美學風格”。而對于小說中議論多通過人物“標語式”、宣傳式的演說表達的問題，評論卻指出“《八月的鄉(xiāng)村》的場面描寫，除了追求意境的悲壯美、繪畫美外，能顯示它獨到之處的是在抒情、敘事的結合中，間或插上一些議論”。這顯然是為提高而提高了。姑且不論現實主義的問題，寫實是否等同于文風的清新也不可簡單類論，何況把粗糙表述為瀟灑與俠氣，把議論的突兀視為“獨到之處”，就不僅是刻意“揚長避短”，更有偏袒之意了。在人物形象方面，《八月的鄉(xiāng)村》人物簡單、性格單一、形象模糊，也被概括為“雖然只是粗線條的勾勒，或者說，可以稱之為素描，但由于它勾勒的是他們粗獷的靈魂，是他們堅韌的意志，是他們?yōu)闋幦∶褡褰夥藕腿嗣窀锩I身的精神，因而產生了相當大的藝術魅力。”“作品也確是以崇敬的目光、以粗獷有力的線條勾勒、塑造著‘胡子—英雄’的雕像”。通過“民族精神”和“英雄氣質”的加持，粗筆描寫的不足也就不值一提。甚至有學者解釋小說“重點并沒有放在寫抗日斗爭故事上”，而是“著力描寫這支隊伍如何在斗爭中成長壯大，從而展示了革命的基本力量及其革命發(fā)展的前途。”但隊伍的成長理應表現為人物的成長，而當著眼點轉到人物塑造時，則又說“小說描寫人物的方法也是采用橫斷面的描寫方法的。作者很少把筆墨放在寫人物的成長歷程上，即使涉及到也是幾筆勾勒出來。”前言后語自相矛盾，很難令人信服。

如果仔細分析以上接受視點，我們就會發(fā)現，接受者從文本審美層面出發(fā)的視野，落腳點卻最終仍回到“民族性”“時代感”上面來，通過文本選題的高度來實現對藝術不足的置換，其結果仍就是，審美批評依然呈現出淺嘗輒止的形態(tài)，藝術價值的評判仍籠罩在魯迅的光環(huán)下未能客觀、正確地展開，《八月的鄉(xiāng)村》的接受陷入失衡困局，這正是由于經典的被指認所造成的對文本理解的限度。

（二）正視小說“方向正確，但藝術頗有缺陷”的問題，重審文本、實現新拓。不同于接受的“一邊倒”，蕭軍自己對《八月的鄉(xiāng)村》倒是有一分為二的認識，一方面他認為，“任何一種文藝作品，就其基本性質和職能來說，全屬一定的歷史時期，一定的社會現實生活的反映或升華，這《八月的鄉(xiāng)村》當然也沒有例外—時代的反映而已。”另一方面他也說，這還只是“一枚還嫌太楞的青杏”。要正確認識《八月的鄉(xiāng)村》的文學定位，就要重新審視文本的藝術價值到底如何。

首先，人物形象不鮮明。面對英雄人物的塑造，作者在竭力表現鐵鷹等人英勇性格的同時忽略了對人物復雜性的刻畫，導致鐵鷹形象的單薄。而文本對蕭明的描繪同樣令人失望。當日偽軍和日本兵快要攻來的消息傳到小分隊時，身為小隊長的蕭明“整個的心身，投在夢一般的悲哀里。這消息對于他，似乎不見得重要！”最終決定人員的去留問題，組織小組會議的人并不是蕭明，而是從農民成長起來的李三弟，蕭明表現出來的是“無智”“遲鈍”，他不是主動同意李三弟的決定，而是毫無自我意識的被動服從。小說對蕭明著墨最多，卻反倒成為最無法為抗日敘述提供有力支撐的人物，不得不說是一個缺憾。至于唐老疙瘩、劉大個子、李七嫂等普通隊員和農民形象，蕭軍都沒能寫出他們隨著戰(zhàn)斗的發(fā)展、歷史的進行而逐漸擺脫不覺醒狀態(tài)的過程，缺乏人性深度的反映和對人物“成長”的表現，在人物塑造上顯然漏洞百出。

其次，在藝術的真實性上也有所欠缺。趙園認為“《八月的鄉(xiāng)村》這樣的作品，通常帶有一種原始性的荒蕪、蒙茸,象是未經充分修剪過，但正是上述特點使它們有可能逼近生活的原色,而不至于給‘意念’留下更大的地盤。”但是通讀小說，“意念”才幾乎是留給讀者最明顯的閱讀體驗，而所謂《八月的鄉(xiāng)村》的“閃光點之一就是我們一度失去的寫實精神”之論，也只是關注抗戰(zhàn)內容的突顯而得出結論，并非30年代東北農村陷落的具體面貌和革命軍的斗爭事實。前文所提逄增玉對北滿初期歷史的考證就足以證實此言。因而小說在“現實主義”的表現上不盡“真實”。

最后，可比性不足。《毀滅》《鐵流》主要刻畫的是“十月革命怎樣將廣大的普通人民鍛造、淬火、升華為自覺的為信念和理想而戰(zhàn)的無產階級‘新人’”，各個人物具有“血肉豐滿的具體可感性與立體性”，敘事節(jié)奏和場面描寫“在急迫中有緩舒”。相比之下，《八月的鄉(xiāng)村》卻沒能寫出人物的革命自覺的變化，形象單一，景物描寫與情節(jié)開展相對脫離，敘事較為緩慢，缺少審美感受上迫切的張力，整個語言和文風更是生澀、缺乏美感，粗拙的藝術描寫無法與之《毀滅》《鐵流》這樣的重磅之作相媲美。

由之我們不難發(fā)現，《八月的鄉(xiāng)村》在結構、人物、技法上不可否認地存在諸多不足，接受視點也互相沖突，其藝術價值難免大打折扣。如此說來，是不是要完全否定《八月的鄉(xiāng)村》的藝術價值呢？顯然不是。我們的出發(fā)點是：既要認同《八月的鄉(xiāng)村》的“先鋒”意義，也要正視《八月的鄉(xiāng)村》本身所存在的不足，在審美藝術的層面上提供可能的閾度，打開新的視點。例如，關于《八月的鄉(xiāng)村》的文學史意義。夏志清認為，《八月的鄉(xiāng)村》的成功之處在于“蕭軍則給予后來寫游擊戰(zhàn)爭小說的作家一套公式。這套公式是：農民士兵粗野的語言，每隔一個段落加插的愛國歌曲，偶然的田園式風景的描寫再加上以暴露敵人殘暴行為為名的對性及暴行露骨的描寫。從這部小說開始我們進入一個愛國戰(zhàn)爭宣傳的時期。”可以說，《八月的鄉(xiāng)村》對上世紀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戰(zhàn)爭小說體例，甚至“攻打地主王三東家”對后期土改小說的敘事模式都有開創(chuàng)性影響。又如，作家經歷與文學本事研究。談及小說的本事，蕭軍說是根據“磐石游擊隊提供的真實材料，加藝術上的虛構，加上個人的軍隊生活體驗”，因此，王富仁說：“它幾乎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唯一一部帶著自己真實的軍旅生活的體驗并以這種體驗本身描繪軍旅生活的小說作品”。但目前專門從蕭軍本人的軍旅戰(zhàn)斗經歷同《八月的鄉(xiāng)村》的創(chuàng)作關系進行研究的視野尚無人觸及。從蕭軍所言的磐石游擊隊的真實材料和個人軍旅體驗這樣的本事，到《八月的鄉(xiāng)村》小說文本的最終形成，經歷了怎樣的刪增、重組、改寫？“故事”對“本事”的選擇、闡釋及對文本的剝離，透露出作家怎樣的創(chuàng)作心理？折射出時代語境下怎樣的文學成規(guī)？由此發(fā)現小說在何種限度上實現“現實主義”的真實性，進而辨析這種重組過程“在動力、策略、機制與效果等層面展開豐富的敘事學、文化學等層面的闡釋”研究，可以說是一個有待期待的視野。再如，抗戰(zhàn)小說中外籍人物形象研究。李炫政圍繞安娜這一朝鮮姑娘的形象進行分析，認為安娜由前半部分的完美形象到后半部分陷入與蕭明的戀愛難題的轉變表明“之前觀念化的朝鮮人形象難以繼續(xù)支撐下去”，蕭軍“想要通過安娜這一人物塑造一個符合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東北地區(qū)韓中同盟關系的朝鮮人形象”的嘗試宣告失敗。安娜在以往的接受中，通常被視為與蕭明一樣的知識分子，從革命與戀愛的角度被予以批判，而她的“朝鮮”身份卻長期受到忽視，李炫政跳出認知局限，從中韓關系的國際視角發(fā)現了安娜這一人物形象的特別之處，不能不說是一亮點。另外，小說對松原太郎這一日本士兵形象的刻畫也花費了大量筆墨，但接受者的關注重點顯然在于松原太郎對李七嫂的施暴和由此引發(fā)的唐老疙瘩的死亡，在于突出底層人民反抗的自發(fā)性，忽略了這一人物自身的復雜性和縮影性。松原“他也知道在他們的中隊里，有多少不愿意為‘天皇’打仗的少年兵。他們雖不是‘社會主義者’，可是同情勞苦的工農，同情‘蘇維埃’政府，有時簡直是同情當前的敵人：‘中華民國人民革命軍’……但是他們在命令到達的時侯，也還是認真地肩起步槍來。而完了呢，他們又要悲嘆著自己的錯誤，有的幾乎淪于自殺！”其實，日本士兵受軍隊軍官和國家宣傳的影響產生的心理與行為矛盾，以及以松原妻子為代表的日本國內婦女的反戰(zhàn)思想，在文本中都有所涉及，但一直以來未受重視，這無疑也是一個還有待實現的期待視野。

孫犁說，歷史證明：文壇上的尺寸之地，文學史上兩三行記載，都不是容易爭來的。對于蕭軍和他的《八月的鄉(xiāng)村》而言，同樣如此。“蕭軍現象”的產生源于魯迅的推手，但作品本身的內蘊又使《八月的鄉(xiāng)村》遭遇了“被經典”的尷尬。實際上，“蕭軍現象”觸及的是“接受何如”和“文本如何”的問題。面對“接受”要敢于突破主流闡釋視閾下的“影響的焦慮”；面對“文本”要敢于打破小說思想與藝術水平之間的不平衡關系，打破政治正確與藝術缺陷之間的不平衡關系。“文學經典”的形成不僅需要關注作品的外在價值，更要充分考慮文本內在的審美維度。《八月的鄉(xiāng)村》的尷尬際遇就為我們重新考量文本的經典化提供了可能的閾度與新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