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由上海歌劇院與上海徐匯區(qū)文化和旅游局聯(lián)合制作的原創(chuàng)民族歌劇《義勇軍進行曲》，于近日在國家大劇院演出。在高昂激越、催人奮進的旋律中，歌劇再現(xiàn)了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風云際會，藝術化講述電影《風云兒女》及其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的創(chuàng)作歷程，塑造了以田漢、聶耳、夏衍等進步青年為代表的左翼文藝工作者的英雄群像。

那么，后來成為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究竟是怎樣誕生的？

聶耳《進行曲》手稿

田漢寫歌詞那頁紙被茶水濡濕

田漢后來回憶說：“記得原是要把這主題歌寫得很長的，卻因沒有時間，寫完這兩節(jié)就丟下了，我也隨即被捕了。”

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空前高漲，愛國運動風起云涌。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勢下，廣大觀眾強烈要求看到抗日愛國等進步內容的電影，那些陳舊的鴛鴦蝴蝶和武俠神怪電影逐漸失去了市場。以共產黨人為代表的進步電影工作者逐步成為各電影公司的創(chuàng)作骨干，中國電影迎來了左翼電影創(chuàng)作高潮。193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委員會成立了以夏衍為組長，錢杏邨、王塵無、石凌鶴、司徒慧敏為成員的“黨的電影小組”，以加強黨對電影運動的領導。電影小組在上海各主要報紙上開辟電影副刊，翻譯介紹蘇聯(lián)電影，一時間，電影理論戰(zhàn)線上的斗爭生機勃勃地開展起來，對推動左翼電影運動的發(fā)展發(fā)揮了重大作用。1934年夏，電影小組直接領導的左翼影片拍攝基地——電通影片公司成立，聚集了一批有影響的編、導、演人員，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創(chuàng)作隊伍，其中有夏衍、田漢、袁牧之、司徒慧敏、許幸之、孫師毅、聶耳、呂驥、賀綠汀等人。電通影片公司拍攝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這是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號召廣大青年擔負起天下興亡的重任。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主題歌《畢業(yè)歌》也成為當時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許多青年高唱《畢業(yè)歌》投筆從戎，奔赴抗戰(zhàn)前線。

1935年初，電通影片公司遷到上海荊州路405號，創(chuàng)辦了《電通半月畫報》，在此拍攝了電影《風云兒女》。電影故事由田漢負責編寫，原名《鳳凰的再生》，主要講述青年知識分子從苦悶彷徨到覺醒，從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戰(zhàn)的故事。田漢構思了兩個象征性的細節(jié)：一是詩人辛白華有一幅《鳳凰涅槃圖》，此圖象征著他與農村少女阿鳳的悲歡離合，也象征著他們“在烈火中獲得新生”的命運；二是辛白華正在創(chuàng)作一首長詩《萬里長城》，表現(xiàn)偉大的民族精神，電影最后唱出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就是這首長詩的最后一節(jié)，也是全詩的高潮所在。詩人辛白華來到北平，要完成長詩《萬里長城》的第三部。詩界朋友認為，長城雖可作為偉大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在現(xiàn)代，在敵人的飛機下，物質的長城不過是一座矮墻。詩人從舊的物質的長城，想到新的精神的長城，產生了“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的詩句，即全國人民以抗戰(zhàn)之心、必勝之志、敢死的精神筑起一座保衛(wèi)舊長城的“新長城”，這是一道堅不可摧的爭自由、保獨立的現(xiàn)代中國人的真正的長城。電影最后的場面，是阿鳳家鄉(xiāng)父老在義勇軍帶領下奮起抗戰(zhàn)。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就是在這時唱起的。

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漢、夏衍、錢杏邨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亞旅店看望南開大學教授張鵬春。之后田漢深夜回家，一進門即被抓走。此時，《鳳凰的再生》剛剛交稿。田漢后來回憶說：“記得原是要把這主題歌寫得很長的，卻因沒有時間，寫完這兩節(jié)就丟下了，我也隨即被捕了。”田漢被捕后，夏衍接手將故事寫成電影臺本，投拍時改名《風云兒女》。

有人說《風云兒女》主題曲歌詞是寫在香煙錫紙上的，有的甚至說是田漢在獄中完成的。但據(jù)《夏衍談〈義勇軍進行曲〉的來歷》（刊于1983年2月14日《北京晚報》）一文說：“田漢的劇本梗概，寫在舊式十行紅格紙上，約十余頁，《義勇軍進行曲》這首主題歌，寫在原稿的最后一頁，因在孫師毅同志桌上擱置了一段時期，所以最后一頁被茶水濡濕，有幾個字看不清楚了。我這一輩子沒有寫過詩詞，而孫師毅則是電影插曲作詞的能手。所以我就請他把看不清的字，根據(jù)歌詞內容設法填補。”看來歌詞并非寫在香煙錫紙上，也不是在獄中寫成。田漢在《〈風云兒女〉和〈義勇軍進行曲〉》一文中也回憶說，“《義勇軍進行曲》這支歌是作為詩人辛白華《萬里長城》長詩的最后一節(jié)，緊附在第十五節(jié)后面的。但據(jù)孫師毅兄說：這支歌不寫在故事里面，而是寫在另一張包香煙的錫紙的襯紙上的，襯紙被茶葉水濡濕，字跡模糊，他們從襯紙上一字一字地抄下來的。但關于這些，我的記憶跟字跡一樣地模糊了。”

聶耳從日本寄回的曲譜成遺作

“他的曲子充滿著飽滿的政治熱情。在全國人民忍無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時候，這幾個簡單的音節(jié)恰恰表達了千萬人的心聲。”

田漢在《〈風云兒女〉和〈義勇軍進行曲〉》中回憶：“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公司為了重視這個影片，請夏衍同志寫電影臺本，從天一公司調許幸之任導演；演員陣容有袁牧之、王人美、談英、陸露明、顧夢鶴諸位，算很強的。主題歌全由聶耳同志作曲。”

1932年4月，聶耳與田漢相識，二人一見如故，聶耳喜歡稱田漢為“田老大”，田漢則戲稱聶耳為“四只耳朵”。田漢在《聶耳的政治道路》一文中回憶：“最初會見聶耳，那時他還叫聶紫藝，是在黎錦暉先生領導的明月歌舞劇社。聶耳是一個有音樂才能的青年，更難得的是他還是一個愛國者。他參加了當時黨的群眾組織上海反帝大同盟，在滬東區(qū)工作得很積極。他對我低低地、但很熱情地談到他到上海前后的不平凡的奮斗經歷，談到他的一些政治見解和藝術見解。他痛恨國民黨統(tǒng)治，對當時音樂界的頹靡消沉也深感不滿。他是那樣地仰慕黨尋求黨。他說他決心很好地學習，把他的才能貢獻給黨。”田漢先后介紹他加入中國左翼戲劇家聯(lián)盟及其劇評小組和中國共產黨。兩人合作為世人留下了《畢業(yè)歌》《梅娘曲》《鐵蹄下的歌女》等許多傳世佳作。

1935年2月，聶耳聽說田漢被捕后，心情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動請纓來完成《風云兒女》主題歌的譜曲。夏衍在《永生的海燕》一文中回憶，“我給他看了電影臺本，這個劇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兩遍，很快地說：‘作曲交給我，我干。’等不及我開口，他已經伸出手來和我握手了。”

聶耳拿到歌詞后，回到上海霞飛路曹家弄小煙雜店的住所，反復朗誦歌詞，頓感熱血沸騰,徹夜難眠。他一會兒在桌上打拍子，一會兒坐在鋼琴面前彈琴，一會兒在樓板上不停地走動，一會兒又高聲唱起來。聶耳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創(chuàng)作，很快寫出曲譜初稿。

聶耳拿著曲譜初稿，來到《風云兒女》的導演許幸之那里征求意見。許幸之后來回憶說，當時聶耳興高采烈，高舉著樂譜說：“好啦，老兄！主題曲譜好了。”許幸之也很高興，說道：“好極了！你能不能試唱一下？”聶耳一手拿樂譜，一手在書桌上打著重重的拍子，連續(xù)唱了好幾遍。許幸之說：“曲調微昂、輕快，仿佛催人跨著矯健的步伐前進似的。它打動了我的心靈。我沉浸在他的嘹亮的歌聲里，忘記一切。突然，他停下打拍子，問我對他所譜的歌曲有什么意見？”許幸之沉思一下，說：“整個曲子譜得很好，激昂、輕快，但‘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的起句顯得低沉了一些，而最后一句‘冒著敵人的飛機大炮前進’還不夠堅強有力。是否應當減少一些裝飾音，形成一個堅強有力的煞尾？”聶耳認真思索之后，便拿起桌上的鉛筆，修改起來。

1935年4月1日，中共地下黨獲悉聶耳已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決定讓他東渡日本躲避。4月15日，聶耳帶著曲譜初稿登上了“長崎”號輪船離滬赴日。在日本，他又將主題曲做了最后的修改，定名為《進行曲》。4月末，聶耳將曲譜的定稿寄給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孫師毅。聶耳在譜曲過程中，為了使詞曲配合得更加順暢有力，大膽對歌詞進行了部分改動。

田漢對聶耳的改動也十分贊同，他說：“《義勇軍進行曲》跟后來唱的略有出入，顯然是作曲者加了工……原文重復了一段，除了‘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別的沒有什么不同，而‘冒著炮火’和‘冒著飛機大炮’差不多，沒有重復的必要，因此把兩節(jié)合成一節(jié)是完全對的……他的曲子充滿著飽滿的政治熱情。在全國人民忍無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時候，這幾個簡單的音節(jié)恰恰表達了千萬人的心聲。”

天嫉英才。1935年7月17日，聶耳在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鵠沼海濱游泳時，不幸溺水身亡，年僅23歲。8月16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金城大戲院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眾多的愛國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為失去這樣一位音樂天才而惋惜悲慟。田漢出獄后，得知親密的戰(zhàn)友聶耳英年早逝時，悲慟欲絕，大聲痛哭，寫下了一首悼詩：“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幾吞聲。高歌共待驚天地，小別何期隔死生。鄉(xiāng)國只今淪巨浸，邊疆次第壞長城。英魂應化狂濤返，重與吾民訴不平！”郭沫若在1954年為聶耳撰寫的墓志銘說：“聶耳同志，中國革命之號角，人民解放之聲鼙鼓也。”

1936年6月7日，民眾歌詠會在上海公共體育場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站在高凳上指揮者為劉良模。

朱慶瀾為《義勇軍進行曲》定名

于是，他沉思許久，拿起筆在“進行曲”之前加上了“義勇軍”三個大字。

《大連近代史研究》第12卷刊登的朱漢《我的祖父朱慶瀾與〈義勇軍進行曲〉》一文中說：“在電影《風云兒女》前期拍攝完成以后，影片中的主題歌并沒有確定歌名，聶耳從日本寄回來的歌詞曲譜的名稱也只寫了三個字‘進行曲’。那么《風云兒女》的主題歌和‘進行曲’兩個名稱如何成為一個名字呢？作為電影《風云兒女》投資人的祖父朱慶瀾，即興揮筆，畫龍點睛地在‘進行曲’三個字的前面加上了‘義勇軍’三個字。”

朱慶瀾，字子橋，早年參加辛亥革命，1922年出任中東鐵路護路軍總司令，掌管黑、吉兩省軍權，1925年因不滿張作霖發(fā)動直奉內戰(zhàn)而辭官。九一八事變后，朱慶瀾只身出關北上，到遼西和蒙東各地聯(lián)系愛國志士，發(fā)動群眾組織抗日義勇軍。1931年11月中旬，朱慶瀾在上海召集各界愛國人士成立了東北難民救濟協(xié)會，并擔任理事長；1932年4月26日改稱東北抗日義勇軍后援會（后又改為遼吉黑熱民眾后援會），朱慶瀾為會長。

1933年2月，在熱河抗戰(zhàn)期間，朱慶瀾幾次奔赴熱河前線，會同張學良、張作相、宋子文等人視察督戰(zhàn)和慰問東北軍、義勇軍將士。當時聶耳等曾跟隨“后援會”赴熱河前線采訪、慰問，親眼看到義勇軍冒著槍林彈雨英勇抗敵的場面，聽到戰(zhàn)士們高唱用《滿江紅》曲調譜寫的《義勇軍誓詞歌》：“起來！起來吧，不愿做亡國奴的人們，山河碎，家園毀，父母成炮灰，留著我們的頭顱有何用？拿起刀槍向前沖！殺！殺！殺！”這為他后來創(chuàng)作《義勇軍進行曲》積累了重要素材。

當朱慶瀾得知電通影業(yè)公司欲拍攝抗日電影《風云兒女》后，主動承擔了全部拍攝費用。朱慶瀾將軍聽了聶耳從日本寄回來的《進行曲》后，被雄勁剛健的旋律和鏗鏘有力的節(jié)奏深深感染，但是他總感覺名字還有些不足，進行曲是一種普遍的音樂體裁，并沒有具體所指。于是，他拿起筆在“進行曲”之前加上了“義勇軍”三個大字。他的這一修改，更加具體、生動，讓人想起抗日義勇軍冒著槍林彈雨，與敵人浴血奮戰(zhàn)的感人場景，得到了劇組的一致贊同。

1935年5月24日，電影《風云兒女》在上海金城大戲院首次公映。

影片一開始就響起了《義勇軍進行曲》，片頭字幕在雄壯的歌聲中涌現(xiàn)；影片的結尾更加突出，辛白華、阿鳳與千千萬萬勞苦大眾，拿起武器，高舉著火把，高唱著《義勇軍進行曲》，義無反顧奔赴抗日戰(zhàn)場。一個個堅定的身影勇往直前，前仆后繼，預示著中華民族抵抗侵略的無窮力量和抗戰(zhàn)必勝的堅定信念。

劉良模將《義勇軍進行曲》唱響海內外

1949年，劉良模受邀回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正是這次大會通過決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暫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

田漢在《〈風云兒女〉和〈義勇軍進行曲〉》中說：“聶耳同志雖死，他作曲的《風云兒女》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卻很快流行全國，北京南下做救亡宣傳的學生們，各地鼓吹抗日救國的青年男女們，甚至像沈衡老（沈鈞儒先生）那樣的愛國老人們，同情中國革命的國際朋友們都在唱這支歌。”

而將《義勇軍進行曲》唱響全國并推向海外這件事，劉良模功不可沒。

劉良模，浙江鎮(zhèn)海人，他積極倡導民眾歌詠運動，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會會所發(fā)起成立了民眾歌詠會，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激發(fā)民眾的愛國熱情。1935年5月，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首版《義勇軍進行曲》唱片并發(fā)行，此曲立即成為歌詠會傳唱的重要曲目。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正式成立，劉良模被選舉為執(zhí)委，他指揮數(shù)千民眾共唱《義勇軍進行曲》。在后來救國會組織的各種活動中，劉良模都帶頭唱《義勇軍進行曲》，被救國會主席沈鈞儒稱為“救國會的啦啦隊長”。

1936年6月7日，民眾歌詠會在上海公共體育場舉行第三屆歌詠大會。據(jù)《立報》1936年6月8日報道：“‘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這是昨天上午十點鐘起，在大吉路公共體育場，有一千多人參加‘民眾歌詠會’的音樂大會所合唱的，那雄壯，那奮激的歌聲！”報道說：“會場周圍，有童子軍和警察維持秩序，群眾們都坐在地上，很有紀律地，用了憤激的調子，前后唱出了廿幾支歌曲。當每一支歌曲唱到最激昂的時候，你可以看見由人的怒潮里，揮起無數(shù)的手臂；當一支歌唱完以后，又是一陣熱烈痛快的掌聲！會場空氣非常嚴肅，但同時又像一座將爆發(fā)的火山口，我們已經看見了火山口上的火焰！”“指導歌曲的有劉良模、任賢璋等數(shù)人。當唱《救亡進行曲》的時候，慕爾堂童子軍軍樂隊，敲著戰(zhàn)鼓，那一種激奮的歌聲，加上急促有力的擊鼓，使我們想起民眾軍隊的軍容，和他們‘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時的步伐，這歌曲是夠雄壯的。”中午散會的時候，民眾遲遲不愿離去，劉良模又指揮群眾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離場，一直唱到大街上。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戰(zhàn)爆發(fā)，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正式組建了“青年會軍人服務部”，劉良模任京滬支部主任。他率領京滬支部成員在蘇州、南京、鄭州、長沙、金華、富陽等地開展軍人服務工作。他充分發(fā)揮歌詠隊作用，組織軍民開展抗戰(zhàn)歌曲教唱活動，《義勇軍進行曲》成為必唱歌曲。在劉良模的大力推動下，《義勇軍進行曲》響徹長城內外、大江南北，成為激勵軍民奮勇抗戰(zhàn)的最強音。1937年淞滬會戰(zhàn)期間，《義勇軍進行曲》成為四行倉庫“八百壯士”孤軍營內鼓舞士氣的戰(zhàn)歌之一；1938年臺兒莊戰(zhàn)役中，敢死隊高唱《義勇軍進行曲》，沖入敵陣拼殺；敵后抗日根據(jù)地軍民高唱《義勇軍進行曲》，活躍在高山叢林、平原青紗帳、河湖蘆葦蕩抗擊侵略者。

1939年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抵達金華，接見了在金華教唱抗戰(zhàn)歌曲的劉良模。在聽取匯報后，周恩來對他開展抗日歌詠活動十分贊賞，鼓勵他們繼續(xù)把抗日救亡運動搞下去。

隨著抗日救亡歌詠運動的推廣，京滬支部影響力越來越大，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1940年，劉良模被迫赴美國克羅茲神學院讀神學，并在費城大學學習社會學。在此期間，他在華僑和美國人民中進行抗日宣傳，組織華僑青年合唱團，教唱中國抗戰(zhàn)歌曲。

通過朋友介紹，劉良模結識了美國著名黑人歌唱家、演員、社會活動家保羅·羅伯遜。羅伯遜雖然一生都沒有來過中國，對中國卻有深厚的感情，他與中國眾多藝術家及民主戰(zhàn)士有著同志般的情誼。他支持中國的抗戰(zhàn)，在集會上公開聲討日本的侵華戰(zhàn)爭。他說：“我們黑人和中國人民同樣是被壓迫的民族，我們要向堅決抗日的中國人民致敬。我要學會幾支中國歌，我要把中國人民的歌曲唱給全美國和全世界的人聽！”劉良模教他演唱中英文版的《義勇軍進行曲》。他非常喜愛這首歌曲，在很多國際場合用中英文演唱《義勇軍進行曲》。他用漢語灌了唱片，取名《起來！》。宋慶齡為唱片撰寫序言。羅伯遜還將這張唱片的一部分稿費寄給了田漢和聶耳的家屬。

有一次在紐約舉行的露天音樂晚會上，羅伯遜突然大聲說：“今晚我要唱一支歌，獻給英勇抗戰(zhàn)的中國人民！”接著，他用中文和英語演唱了《義勇軍進行曲》。歌聲停止時，全場爆發(fā)出雷鳴般的掌聲，觀眾齊聲要求他再唱一遍。散場后，很多觀眾一邊唱著：“前進！前進！前進進！”一邊走回家去。從此，《義勇軍進行曲》傳遍美國，唱響蘇聯(lián)、印度、英國、法國、捷克等國，成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爭的戰(zhàn)斗號角和有力武器。

1944年，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前夕，美國著名廣播音樂指揮伏爾希斯向美國國務院建議，在同盟國勝利之日，應選擇能代表各國的音樂作品作為凱旋之歌，向全世界廣播。《義勇軍進行曲》代表中國名列其中。

1949年，劉良模受邀回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正是這次大會通過決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暫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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