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季奧諾夫：讀老舍了解中國人

羅季奧諾夫在第三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上發(fā)言

　　2014年是中國20世紀文學大師老舍先生(1899-1966)誕辰115周年。老舍是最受海外讀者歡迎的中國作家之一。說到蘇聯(lián)和俄羅斯，老舍創(chuàng)作的歷年單行本有22本，比其他中國作家更多；在總發(fā)行量上，老舍的文集達到1014700冊，只次于魯迅20本文集的1463225冊。有意思的是，老舍在俄羅斯發(fā)表最多的作品不是《駱駝祥子》，而是《貓城記》。在此背后有客觀的文學和政治原因。

　　老舍創(chuàng)作之所以深受外國讀者歡迎的原因之一是心理描寫特別明顯。讀他的小說，我們就可以深入了解人物的感情和想法，可以理解他們的行為。在中國文學上這種現(xiàn)象不是很普遍的。品味老舍的文字以外，通過他的文本我們還可以了解中國人的靈魂。老舍的名作，如《二馬》、《離婚》、《駱駝祥子》、《四世同堂》稱得上北京人生活方式和中國人國民性的指南。老舍的祥子與魯迅的阿Q一樣是中國20世紀文學最成功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另外，老舍塑造的《離婚》中的張大哥、《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等也都是代表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典型的人物。這并非偶然，改造國民性是貫穿老舍創(chuàng)作的主題之一。下面我試圖談一談，老舍對國民性描寫的特點以及在其背后的因素。

　　國民性的題材無疑是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重要主題。老舍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他對改造國民性的態(tài)度除了受到外部條件(如新文化運動、1920-1930年代文學和政治局面、抗日戰(zhàn)爭、新中國成立等等)的影響，也體現(xiàn)了他個人的特殊背景(如旗人、窮人出身、從事教學工作的經驗、佛教和基督教的信仰、在英美新的經驗等)。

　　在處理國民性的題材，老舍創(chuàng)作經過了四個階段：

　　1)1925-1932年間，老舍從啟蒙的角度揭露中國人國民性的弊病。其間老舍逐步從塑造個別人物的形象走到創(chuàng)造中國人的集體形象，并有時候以敘述者的名義插入有關國民性的總結看法。應該說明，從老舍第二部長篇小說《趙子曰》(1927)開始，作者雖然鞭打國民性，但他的愛國立場越來越明顯。與此同時，老舍也開始拿外國人與中國人做比較，最突出的例子是《二馬》。老舍把國民性的改造視為中國現(xiàn)代化的重要前提。老舍從批評的角度評估傳統(tǒng)文化的美德并以西方的道德價值來補充。

　　2)1933-1937年間，老舍尋找國民性弊病的根源。1931-1932年，中國未能對抗日本的侵略，導致老舍啟蒙思想的危機。老舍意識到了病態(tài)的暴露不足于徹底消除這些弊病，并開始深入調查弊病的根源及其形成過程。1933-1934年，老舍認為病態(tài)的現(xiàn)象來自救傳統(tǒng)文化。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小說是《離婚》(1933)和《牛天賜傳》(1934)。而于1935-1937年老舍則更多地展示不良社會制度如何破壞人的品質，最具說服力的例子當然是《駱駝祥子》。祥子走下坡路的悲劇就說明了這一觀點。1933-1937年，老舍作品中愛國情調和文化比較態(tài)度不再特別明顯，《貓城記》以后作家避免做大總結，而主要依靠個別人物的塑造。另外，老舍對中國人國民性的否定的態(tài)度越來越激烈。需要指出的是，這一階段老舍的鞭打主要針對老百姓的心理。

　　3)1937-1949年間，老舍思考抗日戰(zhàn)爭引起的國民性的轉型。抗戰(zhàn)一爆發(fā)，老舍就把他的筆桿子服從于愛國宣傳的需要。1937-1940年，在處理國民性的題材上老舍一邊歌頌了愿意為祖國而犧牲的平民英雄，一邊鞭打弱化國力導致賣國的心理特點。老舍一開始把抗日戰(zhàn)爭視為對中華文明的挑戰(zhàn)，對其生命力的考驗。這一階段，老舍的人物經常面臨傳統(tǒng)價值與愛國責任的沖突。在1941-1949年間，老舍更重視描寫抗戰(zhàn)如何消除中國文化和心理積累的病態(tài)。總的來講，抗戰(zhàn)增加了作家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潛力的樂觀。在抗戰(zhàn)時期的老舍創(chuàng)作跟他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的文字一樣，可以看到作者有關國民性的總結看法。

　　4)1949-1966年間，老舍歌頌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人精神面貌所發(fā)生的變化以及用唯物主義的觀點解剖舊中國國民性的變態(tài)的原因。這個時候，老舍創(chuàng)作的政治色彩空前的濃厚。通過塑造新中國公民的形象，老舍追求形成國民性的新特征。在他看來，這些新特征的來源在于老百姓的道德純潔，另外還有黨的關懷和指示。接受了“革命現(xiàn)實主義”的觀點以后，老舍為了政治需要塑造了許多虛假、簡化、類型化而非現(xiàn)實的人物。如果故事發(fā)生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作家很少提及國民性的病根。很可能，老舍認為這些病根會自然的消滅，不值得一提。不過，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老舍回到舊中國題材的時候，他恢復了對國民性的批判。在這方面，最成功的作品是未完成的小說《正紅旗下》(1962)。這部小說中，老舍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指出了旗人心理病態(tài)的社會和歷史的原因。描寫國民性的時候，作家采用了各種做法，一邊依靠了個別人物、一邊塑造了集體形象、一邊把作者的觀點直接插入到文字中。

　　顯而易見，老舍創(chuàng)作中改造國民性的思想與中國實際歷史和文學趨勢完全接軌。不過，老舍的創(chuàng)作在這方面也有獨特的特點：

　　1)與大多數(shù)的同時代中國作家相比，老舍對傳統(tǒng)文化道德價值的態(tài)度更溫和，另外，1920-1930年代，老舍的作品沒有政治色彩；

　　2)善于拿外國人與中國人做比較；

　　3)特別重視北京人，尤其是旗人的心理描寫；

　　4)幽默的態(tài)度；

　　5)特別重視臉面和人情等中國特有的心理現(xiàn)象。

　　在海外最受讀者歡迎的老舍的作品，都是1930年代寫成的。這些小說以及他們中的人物充分體現(xiàn)了中國文化的特點，把老北京、北京的風俗保留給我們大家了。因此，老舍的創(chuàng)作永遠不會過時，而是永恒的。

　　羅季奧諾夫(Aleksei Rodionov)

　　現(xiàn)任俄羅斯圣彼得堡大學東方系負責人、副教授，兼任該校孔子學院院長。2003年以來，與中國作協(xié)合作組織翻譯出版10本中國當代文學文集，包括《上海人》文集、百萬字的《中國當代小說》(三卷本)、《第四十三頁：中國21世紀小說》、《百多黑少：貴州小說集》、吉狄馬加的詩集《時間》等。翻譯了老舍的《我這一輩子》，賈平凹的《黑氏》，余秋雨的《上海人》，韓少功的《第四十三頁》，馮驥才的《司格林教授》，畢飛宇的《彩虹》， 與人合譯的畢飛宇的《青衣》等11部中國現(xiàn)當代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