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雅翎：翻譯與文化

林雅翎在第三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上發(fā)言

　　翻譯與文化：妙。我初次聽說今年大會主題的時候這么想。琢磨了一段時間，我現(xiàn)在說：深，很深。對我們翻譯者來說，文化是個有很多方面的概念。我們當然碰到的第一個，也可能算最麻煩的問題，是我們各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tǒng)不一樣。盡管如此，我們另外也不要忘記，每個作家有自己的文化環(huán)境，或者說有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和特殊創(chuàng)作文化習慣。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必須考慮語言自己是一種文化：每個語言有不一樣的內(nèi)在特征。所以，我們通過翻譯工作必須把至少三種水平不一樣的文化概念都融入到我們的譯本中。必須讓讀者感到這些對他陌生的文化世界，不簡單。雖然我不完全同意著名的美國翻譯家葛浩文的說法－我們最重要的責任，還是對讀者來說－也不能否認，在尊重作家和原文的同時，我們也必須重視讀者。

　　關于第一個問題，怎么讓法國讀者了解“寬意思”的文化，對他來說異國的不同文化。去年在翻譯李洱的《花腔》過程中，我有過很多考慮的機會！《花腔》這部小說，你沒有關于中國歷史的一些其本知識，你可能沒有辦法看。因此，我翻譯的時候就會考慮，我的工作結果肯定有三種讀者，三種我寫法文版的時候一個都不能忘記的讀者：第一，關于中國歷史與文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覺得有必要多知道的法國人，一個我必須幫助看得懂故事的讀者。第二，對中國歷史文化感興趣的讀者，這個人，我必須給他帶來一定的幫助，雖然他看書不光是這個目標，看完以后他應該多有一點知識。第三，還有真正的“中國通”，“漢學家”，也必須使他們滿意，別讓他們有批評的機會！每一次碰到包括引文還是語錄還是暗示的部分，法語必須很準確，他們必須馬上知道，這一句話、這些字是哪兒來的。

　　因此，我是這么做的：每次碰到了語錄、引文，如果原文已經(jīng)有法文版，我都先查過。如果作家用比如說“紅樓夢”里的一個句子，或一個地名，我自己用《紅樓夢》法語版一模一樣的寫法。所有的毛澤東語錄或者詩歌都必須跟法語的“毛澤東語錄”或者“毛澤東詩集”的一模一樣。因為中國的古典文學，哲學作品大部分有法文翻譯，有的時候查這些語錄和引文都要比“正常”的翻譯工作還需要更多的時間。現(xiàn)在還好一點，網(wǎng)上的材料很多，谷歌是翻譯者最好的朋友，我?guī)缀醺艺f，在我們當今的時代，沒有谷歌就沒有好翻譯！既然如此，有的時候還必須自己找書！比如《左傳》、《史記》、《道德經(jīng)》、《莊子》等，都能在網(wǎng)上找到，不過孔子最好的法語版，以及唐詩、宋詞的翻譯版，這些都必須屬于個人“圖書館”，《紅樓夢》、《西游記》、《水滸傳》等，一個都不能少。

　　另外，翻譯者必須有狗一樣敏感的鼻子。他(她)必須能“感到”哪一句是語錄還是引文。他(她)應該很快能猜得出，這個語錄還是引文是哪來的。在翻譯《花腔》的過程中，我很快長了這樣超敏感的鼻子！自己沒有文化，怎么會把文化交待給讀者？有些人漢語水平很好，不過因為他們關于中國文化的知識水平太差，一點都沒有辦法當好的翻譯者。我覺得最可怕的一個例子，每次有機會都要提到的例子，不是我法國同事而是另外一個西方語言同事搞的錯誤：在一本講上海的小說里面，他把“外灘”變成“海灘”。當然，那些“文化錯誤”個個都有不一樣的重要性。我剛才說的算非常嚴重的錯誤，比較的話，大部分這些錯誤不會有這么深的印象。如果把可口可樂變成百事可樂，一般說來不太重要。我也會出這種錯誤。在翻譯《花腔》的過程中，我也肯定把一些語錄、引文忘掉，肯定有些我沒看見的事情。

　　不過看見它們以后，必須解決問題，必須考慮那些喜歡中國，想多了解中國文化的讀者。如果法文版只是給“漢學家”翻譯的，那簡單得多！遺憾的是：不可以。那怎么辦？我不喜歡加上注腳。讀者想看的是一部小說，他們不想看一部博士論文(順便說一句，我如果現(xiàn)在還上大學，我覺得《花腔》非常適合作為寫論文的材料)。我是這樣考慮的：如果一個中國讀者看見毛澤東或是李白的一句話，他馬上知道這一句話是誰的，從什么書來的。因此，我按外國翻譯者的身份，覺得我完全可以插入很短的一個解釋句。插入的句子必須很簡單，最多幾個字，比如說：“按毛澤東的說法”，“按偉大唐代詩人李白的話”等等。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加插入句”等于“翻譯”，不等于“加上”。當然，特別是如《花腔》，不能每次這么做，因為太多了！不過在沒有插入什么的地方，我還是用最準確的法文語錄：讓“漢學家”有一點玩的地方！

　　介紹歷史人物是另外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問題。在《花腔》的法文版把他們所有的人，一個一個在文字里面介紹是不合適的。 他們太多了，要插入的解釋也太長，我如果這么做，法語版有從原文偏離太遠的危險。所以既然有的時候插入了一些細節(jié)，因為我拒絕加上注腳，我用了一個在別的書找到的辦法：在小說后面加上了一個名單，在這個名單里面把最重要的歷史人物簡單地介紹一下。道理還是一樣，跟我上面已經(jīng)說過的：不感興趣的人，如果不影響讀作品，他們沒有必要看名單。對想多了解一點的讀者，有一定的幫助。對“漢學家”一點意思都沒有，讓他們批評，說我介紹的過分地簡單！

　　關于我的第二點--文化水平， 即每個作家，每一部小說都有自己獨有的、特色的文化，我可能要說得快一點。因為每一個情況都不一樣，所以舉例子沒有這么簡單。有的書很獨立，獨立地你有的時候不需要認識作家。這些書，它們講的故事，它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因為有很強的特征，創(chuàng)立一個完整、完美的世界。它們的作者，誰知道，可能后來不會再創(chuàng)作，還是他后來要寫另外一個非常獨立、非常不一樣的小說。不過，在大部分的時間，對翻譯者來說，認識作家是很好的事情，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我要給你們說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的時候，一點都沒有必要跟作家講文學，更重要的是學習這個人的來歷，他的經(jīng)驗，他對世界的看法，他在日常生活里面是怎么樣的一個人。因為作家經(jīng)常很像他們的作品，或者說作品經(jīng)常跟它們的作者一模一樣，或者至少很接近。有的時候連見面都沒有必要。15年前，翻譯一個上海作家作品的時候，我經(jīng)常跟她通電話。只要聽到她的聲音，我馬上知道我正在翻譯的對不對，我的法語詞符不符合她的世界。當然，每次翻譯一本書，都會碰到一些很具體的問題。解決它們是必須的，不過相當?shù)睾唵危�這屬于技術性的工作，僅僅通過電信就能解決的問題(除了一些非常特殊的情況以外)。

　　第三點，語言自己是一種文化，可能復雜一點。怎么說？我們都知道，每一個語言有自己的特征。一般來說，我們?nèi)绻�研究兩個語言，為了方便把它們叫做“A”語言和“B”語言。“A”里面表達某個概念的詞，“B”里面不肯定有完全等于它的翻譯詞，何況在漢語和西方語言之間。在詞匯方面、語法方面、修辭手段方面等，都有很大的區(qū)別。一個例子：中文喜歡重復。中國文學里面，重復是經(jīng)常能碰到的，一點都不影響文字的完美，但是法語恨重復。比如說“紅”這個字，漢語有深紅、鮮紅、粉紅，但是差不多這么多。一個作家想在某某片段描寫很多紅色的東西，他光要用“紅”這個字，法語絕不可以。第一因為我上面說的不喜歡重復的這個道理，第二因為我們至少有二十個能表達“紅”這個概念的詞。怎么辦？翻譯者如果用很多同義詞代替了“紅”，是不是遠離原文太多？還是說作家寫“簡單的紅”，我選擇另外一個“紅”，我是不是沒表達作家的意義，而表達我個人的意義？我是背叛了作家還是超越了原文的意思？怎么做決定？

　　另外一個例子：動詞的變位表。漢語里面，既然能用“要、了、過”這類字來表達大概的時間，總的來說不會太具體。因此，對我們來說，故事的時間會像一個永遠的現(xiàn)代時間一樣。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有的時候都混在一起。這是一個我到現(xiàn)在還不知道怎么傳給讀者的感覺。很遺憾。不過在這一方面，法語版必須很準確。

　　反過來，在一些方面，漢語會比每一個我認識的西方語言更細膩。比如說描寫一些動作，一些東西，對翻譯者來說這個又算另一種困難：怎么尊重原文，讓讀者了解而又不感到“有點怪味”。我們的工作與給讀者一種“異國情調(diào)”的感覺一點關系都沒有。我們的目的不在這兒。

　　雖然講文化和翻譯的問題，一般來說都要先考慮我的第一點，最好解決的一個問題，我總覺得語言內(nèi)在文化的問題更復雜，更重要。對我來說，算是最大的挑戰(zhàn)。翻譯了二十五年多的中國文學的我還是不太知道怎么理想地應對這一挑戰(zhàn)。我到現(xiàn)在唯一找到的辦法，還是跟我的第二點有關：應該把小說，作家個人的文化變成自己的。六個月或一年之內(nèi)，使自己融入在里面。

　　林雅翎(Sylvie Gentil)

　　法國當代漢學家，翻譯家。大學就讀于巴黎東方語言文化學院。1980-1982在北大進修，1985年后常居北京。1990年開始發(fā)表譯文。重要翻譯作品有莫言的《紅高粱》、《十三步》，徐星的《無主題變奏》，馮唐的《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閻連科的《受活》，李洱的《花腔》等。曾獲法國翻譯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