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純：舍形存旨，依實出華——文學翻譯實踐體會

董純在第三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上發(fā)言

　　今年是紀念中國與法國建交五十載，我協(xié)助巴黎《歐洲時報》編輯出版了《五十年友誼見證》(50 ans d’amitiés)，一部逾二百頁被稱作“新《山海經》”的法文巨著。書中追憶了法國當代杰出漢學家勒內·艾田蒲為譯介中國文學作品所做出的寶貴貢獻，還回述他26年前委托我將中國近代文壇秀士蘇曼殊幾篇小說譯成法文，在伽利瑪爾出版社問世的過程。艾田蒲稱：“蘇曼殊是一位天才作家，毫不墨守成規(guī)，完全值得知音者一讀”。法國著名詩人安德烈·維勒特爾讀完蘇曼殊小說《天涯紅淚集》后，在《世界報》評論道：“蘇氏浪跡塵世，卻悠游物外。他始終關注社會的動蕩、斗爭和撕裂，用全部才藝來針砭時弊，抗拒暴力，表達絕望。他的語言清純旖旎，不時流溢出靈異的幻象，悅人心目”。詩人維勒特爾言簡意賅，道出了法譯者的心聲。諺曰：“文如其人”，我正是懷著對蘇曼殊人品和作品的仰慕來翻譯他小說的。

　　睿智嚴復在翻譯《天演論》時嗟嘆：“一名之立，旬月躊躇”。蘇曼殊小說具有文言文的“洗練”特征，還有濃郁的佛教色彩，譯成現代法文并非易事。我當年在巴黎閣樓里，或靜坐蓬皮杜文化中心圖書館，用了將近一年半時間才完成中國“情僧”的《斷鴻零雁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非夢記》和《天涯紅淚記》等六篇小說的法文譯稿。翻譯過程中，我頗受中國佛教翻譯大師鳩摩羅什(Kumarajiva，344-413)“依實出華”譯事宗旨的啟迪，忠實于原文的故事情節(jié)，采用“意合”，在一定程度上“超脫”的語言轉換方式，盡量保持原文的風采和格調，讓法國讀者一睹曼殊上人的浪漫風貌。

　　談及鳩摩羅什，他本是后秦一名高僧，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龜茲國，與將《圣經》譯成拉丁文的圣熱羅姆同一時代。他實際上屬于印度血統(tǒng)，但精通漢語，率數百弟子譯出《妙法蓮花經》等七十四部經卷。這一跨越梵文與漢語兩種絕然不同語系巨大差距的艱難實踐實屬驚人。鳩摩羅什由此提出“依實出華”的翻譯原則，在譯事上有著深遠的現實指導意義，比時下又提倡的“信、達、雅”要更勝一籌。

　　通過翻譯蘇曼殊小說集的實踐，我體悟到“依實”不是逐字逐句的移譯，而“出華”則要讓譯文進入“化境”。在中譯法上，倘若按漢語的字句結構硬譯，得出的法文勢必佶屈聱牙，不堪卒讀。另外，漢語屬于蒙古利亞族群的漢藏語系，法文則由印歐族群拉丁語系的羅曼語衍生而來。二者產生的地域和歷史演變截然不同，可以說存在著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譯者要努力探索比較文學的途徑，通過自己靈活變幻的技巧來“舍形存旨”，讓法國讀者越過“文化距離”，方能達到翻譯的終極目的。因此，重視“文化差異”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文體關鍵因素。否則，“異化”或“歸化”的效果都難免讓讀者不知所云，如墜五里云霧，不可能通過翻譯一種語言里特有的象征、譬喻、雙關語和多層隱含義來豐富另一種語言的表達法。

　　然而，巴比倫天塔雖然被震怒的上帝用雷霆摧毀，但它至今仍不失為一個人類存異求同的標志，只要抱著康德對未來的樂觀信念，文學翻譯的實踐就不會如有些人聲言的那般，成為可望而不可及的“烏托邦”。因為，人類的語言行為畢竟是可以相互溝通的。至于中國文學的外譯，艾田蒲曾經強調：“中國文字具有普遍性，可以自然地翻譯，無論它是閃族語、印歐語、富拉尼語還是班圖語。在詩歌、小說、散文和戲劇諸方面，漢語這種歷史悠久的文字都是一座豐富多彩的寶庫”。

　　回憶我從事漢譯法文學作品，正是從艾田蒲先生邀我翻蘇曼殊小說集起始的。法譯本蘇曼殊《天涯紅淚集》于1989年在法國出版，到2004年法國舉辦“巴黎圖書沙龍”，伽利瑪爾出版社仍在展覽這本中國文學集子。2014年4月，譯者還繼續(xù)收到該社寄來的年度版稅清單，表明一部看似“陽春白雪”的作品經歷二十五個春秋，在六角國和者不寡。

　　繼《天涯紅淚集》后，我輯譯出《法譯明清愛情小說選》，擇選晚明馮夢龍的《情史》、清朝中期長白浩子的《螢窗異草》和晚清王韜的《淞隱漫錄》三個部分。這些明清兩朝的短篇小說，是一朵朵“鏡中花”，尤其反映了中國女性沖破既立秩序，追求純潔愛情的強烈愿望，是在西方鮮為人知的一個中國封建社會側面。小說語言形象生動，字字珠璣，像《螢窗異草》中的“落花島”等篇，行云流水一般，將人引進中國古典文學“魔鏡”似的詩宇，迥異于當今美國大眾文化充斥物欲的俗境。

　　如實說來，我不是一個專業(yè)翻譯，投入譯事主要是出于興趣。去年，中國新聞社記者采訪我后寫道：“她決定是否翻譯一部作品，首先要看這部作品是否足夠讓她喜歡，足夠叫她激動”。這確實是我的心態(tài)：出于個人愛好，基于與他人分享，將快樂傳達給異邦人；我選譯了文字優(yōu)美的明清愛情小說，也從這一角度來審視中國當代文學。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女作家集結的《紅罌粟叢書》出版，我看中了其中遲子建的作品，她筆觸細膩沉靜，看似不經意的細節(jié)里蘊含著悠悠的傷感，使讀者看到一個毫不虛浮，真實生動的中國社會。我決定將她推薦給法國讀者，接連譯出了她的《秧歌》、《向著白夜旅行》、《舊時代的磨坊》、《銀盤》、《香坊》和《九朵蝴蝶花》等多篇小說。后來，我還重譯了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沙狐》和《沙狼》，均由巴黎“中國之藍”出版社發(fā)行，受到好評。我另譯有中國文化典籍《故宮珍寶》、《中國絲綢》，由巴黎“納唐出版社”出版。

　　從事文學翻譯是一項追求美的藝術，對于翻譯來說，文字優(yōu)美的原作能夠引起內心沖動，它是我在翻譯過程中的動力，也即上文所言“作品要讓我足夠激動”。我選擇將中國作家作品譯成法文，盡管有大學本科的法語語言和文化知識基礎，但法語不是自己的母語，而且我長年在巴黎華文媒體單位當記者，業(yè)余從事漢譯法翻譯可說是我對自己的挑戰(zhàn)，成為促使我不斷學習伏爾泰和馬爾羅的語言，增強語感，提高文學修養(yǎng)和法語寫作水平的重要途徑。語感是從事文學翻譯工作者不可或缺的關鍵能力，我在“吃透”中國作家原文含義后，面臨著更為艱巨的尋找法語對應表達法這一座“大山”。捷徑是不存在的，只有大量閱讀，大量汲取，才能找到貼切的詞語和豐富的語言表達法。我基本上采取亦譯亦讀，齊頭并進的方式，摘錄好句子，做讀書筆記。但翻譯絕對不是搭積木，把一個個詞，一句句話拼湊起來。那只會構造出機械語言，而讀者盼望讀到的是有血有肉，有形有神的真人感情表露。對于譯文語言非個人母語者，可以說，沒有一定的外語閱讀和欣賞能力，沒有扎實的語言表達和寫作功底，是無法從事文學翻譯的。

　　我從事的是漢語與法語作品的雙向互譯，彼此促進。比較起來，使用自己的母語中文來翻譯法文作品當然更得心應手，曾先后出版的主要譯著有《熱曼妮·拉瑟頓》、《勾欄女艾麗莎》、《狂人堡》、《維蘇威火山》、《雨果情史》等多部法國小說和雨果的戲劇《千元賞金》、《笑面人》以及克洛德·普蘭的《浴血美人》，后三部劇作均由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和中國國家話劇院在北京公演。為了深入進行中西文化藝術的比較研究，我和沈大力在翻譯中國和歐洲詩歌與繪畫的基礎上，合著了《詩與畫的美學》共十三卷，由意大利“斯彼拉里出版社”同時用意大利語、法語和英語三種文字出版。

　　幾十年來，我們倆共同寫作和雙向翻譯，充當中西不同文化藝術，特別是中法兩種文學之間的架橋人。毋容置疑，東方和西方還存在著很深的隔閡，故美國政論家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的論斷。中國與法國在普世價值上有著相當懸殊的不同理念。事實證明，一味鉆進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爭論，往往會導致“聾子對話”的僵局。我在從事文學翻譯的過程中體會到，文化交流是促進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開展友誼交往最好的途徑。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軟性“民間外交”更親切，更有長效。記得我在接受中國通訊社采訪，談到中法關系時曾說：“讓兩個民族，兩種文化的人能夠走到一起，這就是我的理想”。據此，如果說我個人多年來在翻譯工作上付出的微薄努力有一點兒意義的話，大概莫過于此了。

　　董純(Dong Chun)

　　女，1964年畢業(yè)于北京外國語大學，1991年起在《歐洲時報》編輯部工作，創(chuàng)辦法文期刊《絲綢之路》，曾任《焦點論壇》時政評論員。獲魯迅文學獎“外國文學翻譯獎”，法蘭西共和國藝術與文學騎士勛章和法國競業(yè)金紅十字勛章。中譯法主要作品有《中國女詩人選》，遲子建的《秧歌》、《向著白夜旅行》、《舊時代的磨坊》、《銀盤》、《香坊》、《九朵蝴蝶花》，郭雪波的《沙狐》、《沙狼》，《蘇曼殊小說集》(進入聯(lián)合國教科文《東方知識文庫》叢書)以及數部文化典籍。法譯中作品9部。